［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3－0001－17 2014年4月底，奥巴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成为18年来首位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在7天的亚洲四国访问行程中，日本就占了三天两夜，凸显这次访问中的“日本重心”。但日美两国对此次重大外交活动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日本媒体同声赞赏，美国媒体大呼失败。而一直高度关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中国媒体和学界却只有几篇一般性的国际评论，并没有作出有力的分析和研判。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奥巴马访日及其对中日美关系以及东亚地缘战略关系的影响，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研究。管窥蠡测，无非一家之言，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奥巴马访日：加强美日同盟 众所周知，奥巴马此次出访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四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利益和地缘战略存在。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谈及奥巴马亚洲之行时说，“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一个重要机会，它将强调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在地区紧张不断的时期，尤其考虑到朝鲜局势和各种地区争端，此行让美国有机会重申，我们将致力于在本地区维护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此，“该地区非常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①虽然赖斯并未提及美国试图针对的国家，但曾担任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如今供职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贯穿此次访问的主题”。②毫无疑问，如何与盟国合作应对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构进程中的首要考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致力于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进行管控，同时尽量避免现有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爆发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已是事实，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究竟会对美国的亚太利益和地区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既是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国的动因，也是美国政府的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政策目标。 (一)公开为安倍“站台助威”是奥巴马的策略失误 对于中日纷争，奥巴马一改常态，采取了公开挺日的态度和立场。奥巴马在访日之前接受《读卖新闻》的书面专访时就亮出了“底牌”，不仅首次公开承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而且还对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赞赏和容忍；并要求日本尽快进行普天间基地的转移，还着重提到了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重要性，最后重申对朝鲜核武器的“零容忍”的态度，希望日本在美国的对朝政策方面给与明确合作。这是日美首脑会谈的主要内容，也是美国政府对目前东亚地区诸问题的官方立场。奥巴马强调，“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和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再度开始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这一表态虽不足以立刻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日美关系的基础和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但不可避免地必将引起中美日三角关系构架的变动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剧烈震荡。奥巴马之所以对安倍晋三给足了面子和足够多的承诺，其核心的战略考量就是要更多地借用日本的资源，重申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有效性和持久性，打造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以双边安全同盟为骨架的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地区战略网络和安全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用接受《读卖新闻》书面专访的形式表明其亚太政策的主要观点，那就是告诉人们，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宣示。奥巴马肯定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之中，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却佐证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以及其他军事将领近来的类似说辞并非心血来潮的个人议论，而是对美国政府立场的一致性表述。这些表述不仅改变了之前美国政府一再重申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而且由总统亲口说出，更具有非同寻常的强调意味。这一表态固然是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但也是安倍晋三“仰仗美国，遏制中国”之战略孜孜以求的政策目标。公开肯定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是奥巴马送给安倍的大礼包，日本政府对此当然大加赞赏。安倍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反复引用奥巴马的讲话，渲染日美同盟的强化和日本外交的胜利。美国的撑腰毫无疑问将鼓动安倍更有底气地挑战中日关系的红线，充当制衡中国的马前卒，这一点将很快从日本政府进一步对抗中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来，并成为改变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一大筹码。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那么奥巴马为什么改变此前相对而言有些暧昧模糊的姿态，公开为安倍晋三“站台助威”，甚至不惜伤及中美关系呢？ 首先，奥巴马期望在访日期间获得的外交成果有三：一是日本在TPP的谈判上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大幅度降低关税，为美国商品更多进入日本打开方便之门；二是要求日本尽快明确普天间基地搬迁的日期，并承担更多的美军搬迁费用；三是要求日本与美国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围堵和孤立朝鲜，不允许日本擅自与朝鲜进行个别谈判。而安倍则有他自己的三个目的：一是确认日美同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强化，用一种正式文件的形式把这一点确定下来；二是就TPP达成协议，加强日美经济关系，帮助日本商品和资金进入美国市场；三是在中日岛屿之争中，得到美国政府支持日本的正式承诺，加强日美安保合作。双方的利益目标有交叉，也有差异，虽说外交的功能之一就是利益的交换，但奥巴马如果认为送上大礼就能得到安倍的相应回报，那就反映出他对于日本外交的特性并不了解。 其次，美国综合实力已相对衰落，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不如当年。面对欧洲的乌克兰、中东的叙利亚、海湾的伊朗等热点问题，美国政府尽管竭力掌控，但往往反应迟钝，措施不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牵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投入，导致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进展缓慢，步履维艰。鉴于美国暂时还抽不出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亚洲地区，奥巴马就只能仿效当年尼克松的关岛演说那样，让欧洲和日本这些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防止欧亚大陆的陆海之交地带出现一个足以挑战美国利益的强国，是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战略“使命”。而从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对弈者。尤其是当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乌克兰国内局势持续动荡，美俄关系恶化，美国政府担心东亚地区主权的争夺发展成为边界危机，就试图通过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作为一种预防性外交的举措，加强美国对东亚危机的管理和反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