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5－0085－16 一、引言 2014年中国首次主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峰会。亚信会议是1992年哈萨克斯坦倡议成立的，并于1993年3月起开始活动，迄今已拥有24个成员国和13个观察员，成为各相关方就亚洲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的论坛。①亚信会议的基本情况不禁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个亚洲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1992年东盟首脑会议就加强地区政治安全对话达成共识，1994年首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在曼谷召开。迄今东盟地区论坛已有27个成员，举行了20届外长会议，成为目前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② 亚信会议与东盟地区论坛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覆盖的区域大体相同，成员有相当的重合度。其次，二者的组织性质基本相同，都是进行地区安全对话的论坛。再次，提出倡议和成立的时间、背景相同，都是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两极格局解体，亚洲安全局势复杂但又缺乏地区合作机制。最后，二者都是由国际体系中相对弱小的行为体(lesser agents)倡议成立的，在它们所主导的论坛中，哈萨克斯坦相对而言是个小国，东盟也是一个由中小国家构成的相对弱小的行为体。 迄今，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成为亚洲一北一南两个主要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二者的高度相似性是偶然还是必然？在安全因素复杂、地区秩序变动、大国互信缺失的亚洲地区，亚信会议与东盟地区论坛的经验是否能够为未来亚洲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或者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提供一些启示？进而在理论层面上，亚信会议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实践能否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小行为体建设国际制度的理论模型？本文拟结合亚信会议与东盟地区论坛的经验，从规范制度、网络权力与过程实践三个方面分析小行为体建设国际制度的路径与要素，并在最后简要讨论其前提条件和局限性。 二、规范与制度 小行为体建设甚至主导国际制度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规范与制度因素。就规范而言，任何国际制度都必须以特定普遍规范为基础。但是，小行为体要主动创建国际制度就不能完全照搬现有国际规范，而是必须对之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使之既保持普遍性，又具本土化(localization)③或者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特征。只有经过本土化或者情境化后的普遍规范，才能使小行为体成为有能力的规范倡导者，并为制度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就制度而言，小行为体能否有效创建国际制度，关键在于制度化程度。国际制度本身意味着必要的制度化，但是小行为体的实力和能力局限性又决定了具有强约束力的制度化是不现实的，因此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容留灵活度和舒适度的弱制度化以及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方式应是小行为体主导下实现制度合作的重要因素。 特定制度的建设必须基于特定规范，因此规范倡导是制度建设的第一步。制度建设也是治理需求和利益需求的反映。④因此，小行为体建设国际制度首先要倡导适当的规范，该规范必须处于国际规范体系内，但又有本土化或者个体化的特征，这样才能同时被国际社会和目标群体所接受。本土化是指“本土行为体对外来观念的积极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来观念得以与本地信念与实践相一致”。⑤根据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研究，有两个因素对于规范的本土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规范倡导者是否为信誉度高的本土行为体，二是外来观念是否能够巩固而不是颠覆本土的规范等级体系。⑥情境化强调在对普遍规范进行本土化或个性化改造的过程中背景性知识的重要作用。背景性知识是“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表象性知识不同，它是地方的、具体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知识，并且随着实践的开展而不断发生演变，处于变化之中。⑦ 在制度建设方面，小行为体主导国际制度要走弱制度化的方式，即协商合作，容留灵活度，保证舒适性。协商合作是协商承诺、建设共识的过程：首先，协商承诺没有强约束性，对于目标、手段和结果都没有强制性规定，都是开放的。其次，协商一致的关键在于协商过程，过程往往比达成特定具体的结果更为重要，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最后，协商一致不是将主导者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充分考虑全体成员的意见和感受，建设共识、培养合作的习惯。协商合作的以上特征有力地推动了合作的达成：协商合作的非强制性，比如在决策和落实模式及规则上的灵活性，为成员国的国内政治谈判预留了空间，从而为最大程度的多边合作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协商合作的非敌视性环境对于达成初步合作至关重要，而舒适度实际上也是协商的前提；协商承诺是在获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推进合作，保证成员国的基本利益都得到关注，保证成员国都不失面子、不被孤立。⑧在互信不足、成员身份异质性大的情况下，以协商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弱制度更加有利于合作的推进和制度的维护。协商过程是构建共识、塑造身份的过程，协商合作是基于规则的制度治理的重要补充，也是小行为体在国际治理中获得比起自身物质实力更大的权力的重要原因。⑨ 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都选择了“普适性”安全机制和规范作为规范倡议和制度建设的借鉴和基础，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及其“共同安全”规范。召开亚信会议的倡议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在1992年10月举行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其核心是在亚洲建立一个有效和普遍的安全与信任机制。随着导致地区紧张和对抗的两极格局的解体，地区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趋势之一，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和经济社会问题成为亚洲各国的共识。因此纳扎尔巴耶夫提议在亚洲建成一个类似欧安会的安全合作体系，为解决亚洲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⑩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第一个致力于应对安全问题的地区机制。冷战的最后几年里(1986～1990年)，亚太多个国家提出了建设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倡议。这些倡议都受到欧洲“共同安全”观念的影响，并且都以欧安会为制度模型。1991年，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正式提出，应推进合作安全，建设多边安全制度。(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