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任务是解释大国关系，揭示大国竞争安全和权力的行为规律。如果国际政治中出现了新的大国行为规律和大国互动模式，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就会遭到真正的挑战。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美国逐渐成为国际系统中最具竞争力的大国，它们的互动行为自然是检验现实主义理论有效性的典型案例。中美两国是否超越了传统的大国互动模式？这是现实主义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现实主义命题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所有现实主义理论共有的基本假定：大国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安全和权力，为此大国之间必然形成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理论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大国竞争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大国行为有哪些具体规律？大国互动的常见结果是什么？这个探索的过程产生了多种宏观和微观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宏观理论是均势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中美关系是否挑战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这要看均势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能否接受考验。现实主义理论能解释哪些现象？不能解释哪些现象？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出理论创新的方向。 一、中美互动对均势理论的检验 根据均势理论，大国必然相互制衡(balancing)。人和国家的智慧可以创造无穷无尽的制衡手段，但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手段是结盟和军备，其中又以结盟最为有效。结盟既能有效增强本国实力，又能有效孤立敌国，具有显著的政治和军事效果，可以明显改变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和战略关系。因此，检验均势理论有效性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是否通过结盟或者军备手段来相互制衡？ 1.中国对美政策：温和的制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单极霸权优势明显，根据均势理论，中国应该对美国采取制衡行动，但中国历届政府坚持温和的对美政策，坚持不结盟政策，坚持与美合作，回避中美对抗，这种战略理念集中体现在江泽民时期提出的“16字方针”里，也体现在习近平政府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里。①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持续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中国没有放弃这种政策理念；2001年以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将美国霸权推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中国却借机把中美合作提升到更密切的程度。2009年之后，当奥巴马政府实施战略东移战略，加强东亚战略部署时，中国表示愿意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过去20年中国的对美政策，究竟是符合均势理论的预期，还是构成了均势理论的反常？ 一些学者认为，面对美国单极霸权优势，中国和其他大国没有采取结盟方式来制衡美国，所以均势理论失效了。然而，均势理论并没有关于大国结盟时机的假说，它并不能准确预期大国在什么时间采取结盟行动，所以我们还不能过早断言均势理论是否失效。②其次，根据均势理论，大国的有效制衡手段包括结盟，也包括军备。中国没有针对美国采取对抗性的结盟政策，这个事实的确显而易见，但谁能肯定中国有没有采取针对美国的军备政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理论家和分析家不能轻易质疑均势理论的有效性。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结盟的针对性和对抗性很难隐秘，而军备的针对性和对抗性比较隐秘，不容易被观察。研究者看不到结盟行为，但必须观察军备行为，才能更为准确地检验理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率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是造成“中国威胁论”和美国的战略担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美国的战略担忧恰恰说明，中国的军备政策产生了制衡效果。至于如何控制美国战略担忧，不是军备问题，而是外交问题。 事实上，中国不选择结盟，而是选择军备来应对美国霸权，是一种温和的制衡手段，因为隐秘的军备手段不容易像结盟那样对大国战略关系形成巨大冲击。中国的对美政策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期，中国“韬光养晦”，优先发展自身实力，避免中美对抗，是务实、理性的对外战略。③就像汉斯·摩根索指出的那样，国家结盟或者不结盟，都是权宜之计；谨慎、明智的对外政策就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基础，与国家实力大小相匹配。然而，国家实力大小将永远是变动的。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防力量，说明中国的军事力量会越来越强大，中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当前的状态，中国制衡美国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选择会越来越多。 2.美国对华政策：典型的制衡 大国应对安全竞争的行为千变万化，手段层出不穷，均势理论只概括了其中最为普遍的行为模式——制衡。④制衡就是抵消他国权力，维持权力平衡的行为。这种竞争可以被称为良性安全竞争。大国关系史上也普遍存在恶性安全竞争，即以消灭竞争对手为目的的竞争行为，如战争和遏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即所谓的“对冲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构想是：第一，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但不是敌对国家；第二，对中国采取合作加防范的政策，一方面发展对华合作，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限制合作内容及合作深度，防范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历史上，面对崛起大国，有的现状大国采取恶性竞争政策，形成敌我对抗关系；有的却采取绥靖政策，造成妥协与合作。对冲战略属于良性安全竞争手段，是在恶性竞争和绥靖妥协之间寻求平衡。 对冲战略必然包含着制衡手段。相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拥有绝对的优势，因此，美国对华制衡主要体现在结盟行为和军事部署上。在这方面，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连续性很强的政策，大幅度调整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也对美澳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进行了一定调整，以期加强对中国的制衡。2009年后，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同盟合作和军事部署的变化。2012年之后，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突然激化，奥巴马政府不断向日本做出履行同盟条约的承诺，突出了美日同盟制衡中国的价值。奥巴马政府还越来越积极地鼓励日本修改宪法和恢复集体自卫权的意图和行动，以便释放日本的军事实力，增强美日两国对中国的制衡力量。在东南亚地区，奥巴马政府利用南海争端来加强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增强对中国的制衡。奥巴马政府一方面调整同盟合作，另一方面增强军事部署。在东北亚地区，美军常驻部队规模不变，主要是增强武器部署，例如在日本部署“鱼鹰”运输机和“猛禽”战斗机，以及导弹防御体系的开发和部署。以“再平衡”为名的新军事部署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以便在东亚地区实现北部和南部的平衡。除了增加新的驻防部队，增加新的武器装备，奥巴马政府还大幅增加与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规模，增强盟国和伙伴国的能力。总而言之，冷战结束以来，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再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对中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手段越来越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