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截然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国家间的合作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功能上升、跨国关系和跨国网络不断发展等各种趋势的作用下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大国战争似乎离我们这个时代遥不可及，现实主义描绘下的大国政治似乎正在成为一段历史。 但是，冷战后确立的单极霸权体系既没有改变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也没有使美国和其他各大国放弃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只不过，在美国单极优势不可挑战的条件下，各大国在寻求权力以自保的道路上隐忍而理性，最大化地避免来自单极霸权国的安全压力，而美国则通过联盟、制衡、胁迫和协商等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优势不受挑战，防止出现针对自己的均势，这使得单极体系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等级性特征，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内部，这一点更为明显，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得以确立。但单极体系并不是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单极霸权国的主权之上仍然缺少更高的权威，单极霸权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仍没有逃出权力关系的范畴。严格地说，它是单极霸权一国主导下的大国政治，仍是基于权力大小的一种国际政治生态，是大国政治的极端化。不管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不管是政治、安全问题，还是全球治理、经济合作等问题；不管是传统安全的合作，还是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大国政治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国关系决定和平与冲突的基本面貌未变，安全竞争或地缘争夺仍然根深蒂固，国家合作依然对相对收益和相对权力极其关注。只不过作为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有能力对全球和地区安全热点问题进行干预和胁迫，确保单极体系的稳定和单极优势地位不受挑战。拥有巨大优势的单极霸权及其战略抑制了其他的非主要的权力关系，建立起了单极的平衡。一旦单极格局发生变化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权力政治的逻辑很快就会在美国权力和影响薄弱的地区爆发出来，无论是东北亚、中东、乌克兰还是其他地区，权力意志仍深植于各大国的内心深处。现实主义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和各项基本命题或原则，仍然还在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之所在。 以全球化、全球治理和经济相互依赖来说，它远没有人们希望的那样对国际政治产生决定性作用。各大国加强经济相互依赖和合作无疑是有助于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增进世界和平的，但对经济安全等问题的关注也随即出现，合作一旦触及相对获益或国家安全便会受到限制，各国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协议的谈判中，竭力达成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和规则，这其实也是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就中美经济关系来看，当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处于顺差的时候，人民币汇率问题随即被美方提了出来，而这些本不包括在原有的贸易谈判条款中，美国往往是依据国内法来裁定。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屡屡受阻也是众所皆知的，其主要的理由仍是国家经济安全。当然，由于美国巨大的优势和经济体量，使得它在一定范围上能够容忍相对权力的变化，但这是以不损害美国的单极霸权优势为条件。许多学者认为，大国更愿意和更容易在全球化、各种新兴的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合作，这是因为这些领域大都对相对获益和相对权力变化的关联不那么强。否则，大国之间的合作将难以深入和成功。笔者相信：全球治理、相互依赖、开放社会之联系、国际机构等各因素无疑有助于消除大国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推动世界向和平、繁荣的方向发展。但问题在于，这些积极的趋势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它们还不足以对国际政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也相信，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国际体系不断得到进化，这些趋势和因素很有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现实，但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现实主义根据对待权力和安全的立场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流派，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权力，以权力求和平与安全；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安全，通过周而复始地构建均势和增强实力来求安全；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根本的需求当然是安全，但安全则需要通过权力最大化来实现，只有自身实力的最大化才更为可靠。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它更多的是美国历史和经验的自我总结，也是对冷战后美国寻求“权力最大化”的最好写照。 首先，拥有全面、巨大的优势地位的美国，在冷战后没有传统的大国竞争对手和传统战略威胁的条件下，从未放弃对“权力最大化”的追求。从克林顿后期开始，美国开始进行新军事技术革命，重拾冷战后期扩军的进程，军费不断飙升，把其他大国远远甩在后面。克林顿政府还开始建设导弹防御系统来追求绝对安全，推行北约东扩和弱化俄罗斯的政策；小布什政府在打响反恐战争的情况下仍然推动了国防战略的转型，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在没有同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己跟自己“较劲”，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吓阻”战略就是要通过美国自身的、基于能力的国防建设，远远地将其他国家抛在后面，使任何大国挑战美国的军备竞赛都失去意义。“超过美国？想都别想”，这很好地道出“吓阻”战略的意图。不过，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目标过大，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损耗了美国的霸权实力和元气。奥巴马上台接手的是一个经济状况不太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美国。即便如此，他仍喊出“美国决不做老二”的口号，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其基本的战略出发点，明确提出要通过恢复经济来恢复美国的实力和对全球的参与，塑造有利于美国未来利益的国际秩序，要重振美国。由此可见，冷战结束以来，不断强化单极霸权优势地位是美国各界政府的一个战略主线，美国寻求权力最大化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去敌人而停止，这也是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其次，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向“离岸平衡战略”转变。离岸平衡战略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为永葆美国霸权所开出的一剂“药方”，就是让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之间进行安全竞争，从而确保它们都无法单独或联合挑战美国。这一战略秉持的逻辑是任何一个大国的权力最大边界只能达到地区霸权的程度，而任何一个地区霸权都不允许其他地区出现另外一个霸权。美国作为西半球的霸权也不会允许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为一个地区霸权，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寻求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塑造亚太未来的安全环境，一直未果。2008年后，东亚地区海上领土主权纠纷升温，美国一边不对主权问题持有立场，一边不断介入到东海、南海岛礁主权争端中去，使得这个问题“热度”不减，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制造障碍。美国对日本的历史问题也采取暧昧态度。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随即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所谓“重返亚太”等战略正式升级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要义在于，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无法在防范加遏制的框架内处理对华关系，开始寻求“平衡”中国。三年多来，美国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直到近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离岸平衡战略”更加确定，有三个标志：第一，近期奥巴马和哈格尔在访问亚太国家时，公开表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支持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希望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其实质是扶持日本；第二，美国还将美日同盟的关注引向东南亚，竭力促成周边国家在海洋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美国还在推动这种统一战线向着构建均势的方向发展；第三，对于乌克兰危机，美国坚定表示不会考虑军事选项，不会动摇亚太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心。如果把“离岸平衡战略”的逻辑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就会发现，再平衡战略越来越明确地转向“离岸平衡战略”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