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日钓鱼岛争端常态化，以及南海争端久拖不决，中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战略压力有所增大。这种情况的持续，使一些人士深切地反思：中国对于国际社会仅仅有一种良好的愿望，试图仅仅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在经济上发展自身的实力，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是否能够走得通？有更多的中国人觉得，这样一种基于高度善意假设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安全力量做坚强的保障，或许有被强力打断而中途夭折的可能性。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背后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崛起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否需要至少在一个比较大的程度上，以现实主义理论来做指导或者参照。或者，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忽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信条，会不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包括可能是十分无情的惩罚。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不仅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某种意义上，世界进入一个多事之秋(虽然跟冷战结束前相比，危机程度有明显下降)。最近发生的克里米亚事件，以及当前前途依然未卜的乌克兰局势，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感受。这样的背景促使人们反思和重新认识作为一种重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在特定国际形势背景下反思一种大理论的生命力，也容易产生若干具有误导性的认识。 一、当前发生的事实，无法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提供决定性的判断 在试图判断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时，特别是用事实来判断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时，会直接面临以下几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事实来判断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什么是支持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的基本事实？对不同的事实我们应分别赋予多大的权重？现实主义在当前的解释力是否能够代表其在未来的解释力？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来回答。 首先，当试图在当前的背景下判断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时，可以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当前发生的事实是否可以作为判断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标准。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做一个肯定的回答。当前的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十分重要，但它在人类历史上只代表一个特殊的时段。从几千年或者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21世纪头十年有可能是很不重要、非常不具有决定性的时期，以它为重要根据来判断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具有很大临时性的观点。 正如一位中国人回到几百年前，以过去的如宋、元、明、清时代的东亚经验为基础，认为自身的经验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和深层规律，认为当时的时代经验足以检验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可能会造成偏差一样。我们基于当前的事态和经验，试图对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强弱给出一个判定，也是具有一定理论风险的事情。 其次，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即使我们以当前发生的事实和经验为限来判断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也面临很多内在的困难。即使面对今天同样的事实，也许有人认为这说明现实主义有非常强的解释力，而其他人认为现实主义越来越对现实失去解释力。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中同时发生的事实太多，一些人看到的是这一部分事实，另一些人看到的是另一部分事实，而我们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事实。即使对于同样的事实集合，人们对于不同事实各自具有的重要性程度也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在当前，可能有人会说乌克兰问题并不重要，它在理论和现实上的重要性被夸大了，真正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或者中美俄关系等等。或许，我们在3～5年后(更不用说10年、20年后)回过头来看，事实确实如此。 第三，克里米亚事件的发展进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支持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事件过程中，俄罗斯采取了颇为强势的态度，克里米亚最终并入俄罗斯，这一情况的发生不一定说明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就非常强。因为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拥有较为明显的实力优势，在军事安全领域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如果我们认为俄罗斯的做法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测，则会产生一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做法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推论的疑问。 如果体系中只有一部分国家像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行为，同时有很多国家不是像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行为，这对现实主义理论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可以简单地予以忽视的事情。特别是，如果那些不像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行为的国家，如果其没有在利益上、物质结果上遭受损失和惩罚，如果国际体系没有发挥一种选择器的作用，那么，从长远来说，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还是存在隐忧的。 反过来说，从俄罗斯的角度，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即使它不采取强势介入的做法，也不能说明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就不强，因为人们可以解释说这是因为它担心西方的报复，俄罗斯的做法体现了它在既有实力结构下应有的审慎和克制。 同样，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常态化、长期化，人们或许很容易认为这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但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在钓鱼岛争端升温之前，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不起作用吗？或许我们并不能这么说。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追求安全、权力，并且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国家具体采取什么行为，还涉及国家对权力与利益的计算、国家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等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虽然认为国家追求安全、权力、国际地位，但并不认为国家总是以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机械的方式来追求这些目标。国家有时可能采取颇为迂回、颇具有策略性的方式来行动。国家采取的迂回的、策略性的、有时是颇具迷惑性的行为方式，在很多时候，给人们判断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增加了额外的困难，并造成一种容易低估现实主义解释力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