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又攻下伊西部几个重镇时，奥巴马政府的回应是向中东派出国务卿克里。不过克里为期一周的中东之行首站并不是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而是美国的中东“伙伴”埃及，因为埃及新政府对前穆兄会支持者的大面积打压，正在给埃及脆弱的稳定局面增添变数。在2014年6月19日针对伊拉克局势的讲话中，尽管奥巴马强调“美国军队不会重回伊拉克作战”，但重返亚太的美国如今不得不重返中东了，至少在外交资源配置上。因为不久前对专业外交人士来说都还略显陌生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可能会让奥巴马任内最大的外交遗产——从两个战场撤军——变成一个笑话。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014年6月22日公开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伊拉克事务。这应该是伊朗要保马利基政权的信号，而非拒绝在伊拉克平叛上与美国间接合作，毕竟伊朗也不愿放弃争取在当下第五轮伊朗核谈判中说服美国放宽制裁的机会。而且，不愿再陷中东战场的美国也希望有外部力量帮助稳定伊拉克局势，就像它期望欧盟协助维护面临俄罗斯渗透的乌克兰安全，并稳定危如累卵的利比亚局势一样。2013年，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美国被迫让俄罗斯和禁化武组织出头，如今叙政府先前申报的所有化学武器原材料已经运离叙利亚。显然，这一切都在考验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詹姆斯·林德赛认为，对奥巴马的挑战也是他的继任者将面临的挑战，即如何在一个不再自觉响应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世界里推进美国的利益，即使美国依然是唯一最强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奥巴马的外交滑铁卢 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受到内政掣肘，本指望能以“外交收获期”加以平衡，不料却迎来一系列外交挑战甚至失败。在奥巴马政府对恐怖分子利用无人机或特种部队打游击战时，恐怖分子却打着“国家”的旗号在伊拉克发起了攻城掠地的传统战争。无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势力发展壮大的原因是什么，外界质疑奥巴马政府反恐战争的成效都无可厚非。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在恐怖威胁、全球气候变化、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和叙利亚等10个外交议题上，应对恐怖威胁是奥巴马政府唯一一个获正面评价(51％)高于负面评价(44％)的议题。可以想见，恐怖势力壮大导致的伊拉克乱局，可能会使奥巴马留下外交政绩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泡影。 “没有哪个地方像中东那样能让人们强烈地认识到美国越来越胆小怯弱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4年5月的封面文童中这样写道。这是对奥巴马政府中东外交的揶揄，也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嘲讽。在2010年发端的“阿拉伯海啸”中，美国忠实地扮演了啦啦队角色，而且这个角色的“喝彩”对象总能随机而变。在整个埃及变局中，美国的支持对象从穆巴拉克的军政府变成穆尔西的穆兄会政府，现在又变成了塞西的军政府。在推翻卡扎菲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稍微向前迈出了一小步，跟在欧洲盟友后面发挥“幕后领导”作用。奥巴马对巴沙尔划定了不得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但当叙利亚政府越过这条“红线”时，“红线”这个词也成了美国政治信用的一个污点。美国曾“垄断”巴以和谈半个多世纪，但克里上任后倾力打造的谈判正在被人们遗忘。 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初，雄心勃勃地提出要“重启”美俄关系，但乌克兰危机让美俄关系跌入后冷战时代的谷底。从目前情况看，真正能“重启”美俄关系的只会是奥巴马的继任者，如果后者愿意的话。重返亚太是奥巴马政府的主打“外交产品”，但各种主客观原因正在使其变成烂尾工程。2014年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有关美国外交的演讲中，奥巴马甚至没有提及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奥巴马亚太战略的核心是对华战略，但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给予美国对华外交正面评价的只有30％，负面评价高达52％。从布什总统手中接过因单边主义而受损的美国外交，奥巴马开启了以倾听的姿态、合作的意愿为特色的“奥式外交”。他在2009年出访了29个国家，是上任第一年外访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但“残酷”的现实使奥巴马的外交成绩单正变得越发不好看。 目前的伊拉克危机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大讨论。这些讨论以批评居多，焦点之一即是指责奥巴马“软弱”，认为他在“使用权力”上犹豫不决。抛开奥巴马外交成绩不佳的原因不说，把目前的“乱世硝烟”全部归咎于奥巴马显然有失偏颇。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前安全助理朱利安尼·史密斯最近撰文称，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史无前例，“现有的与新出现的安全挑战复杂且总量巨大，给美国决策者带来难以应付的挑战”。史密斯将此称为“复合型复杂局面”，即安全挑战呈指数级增长，而且复杂情势之间相互联动。更为关键的是，“史无前例”的挑战还伴随着美国经济疲软和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动用的战略资源与安全挑战之间越来越不匹配。正因为如此，视“结束战争”为己任的奥巴马，在是否派美军重回伊拉克作战问题上保持谨慎。 美国全球领导力曲线 奥巴马是打着“重塑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旗号上台的，在竞选期间他甚至把2009年称为美国重塑地位的“机会窗口”。但事实证明这扇机会之窗打开得并不顺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5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不如10年前了，创下1974年有调查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9年奥巴马上台之初这一比例是41％；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比10年前更强大的比例在1974年是28％，之后呈现波浪式缓慢增长，在2004年达到45％的最高点后，呈直线下滑至2013年的17％。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美国权力的曲线》中称，从1945年至1970年，美国是世界体系无可争议的霸权，“但从1970年也就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撤军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心照不宣地忙着一件事，即延缓美国霸权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