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9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啊村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型警民冲突事件。事件源于多年来M橡胶公司产业改革不彻底，致使胶农与企业间的橡胶产权和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部分基层政府官员与企业相互勾结，不及时疏导胶农积怨，反而将胶农的各种反抗定性为“扰乱社会治安”事件，并动用警力进行“刚性维稳”，最终造成两名胶农死亡，25名胶农、41名公安民警不同程度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被砸毁的恶劣影响。孟连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贫困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县总人口135538人，县内聚居以傣族、拉祜族、佤族为主体民族的21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9.01%；全县6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12个村民委员会、25个自然村与缅甸佤邦接壤，国境线长达133.399公里。事件发生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抵抗情绪持续高涨，胶农在《联名信》中反复强调：“政府和公司是穿一条裤子的”，官民关系极度恶化，基层社会组织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特殊时期、特殊性质与特殊地理位置，为“孟连事件”后的地方治理赋予了事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其处置措施值得我们深思。 一、地方治理中的利益关系协调 利益协调镶嵌在宏观制度背景之中。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加大了地域间的贫富分化与利益失衡，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尤为明显。为此，迎合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反贫困战略以及国家整合中的民族社会控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进行积极处置，既是弥补少数民族群众经济情感损失、平衡利益分化的长远考虑，也是消除民族间发展差异、达至共同繁荣进步的必要举措。 （一）产业改革与地方经济发展 孟连事件是转型期社会发展与旧有制度不协调的结果，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但从冲突的积极意义而言，事件后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也是政府本色回归与公司被迫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具体方案落实以行政层级体制下的目标责任倒逼以及群众工作下的“亲民式”调解展开。“孟连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橡胶产权及其利益的争夺，而一个公平公正、民主合理的橡胶产权改革与利益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的制定本身即是最有效的冲突调处工具。只有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平衡橡胶产权及利益分配比例，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重建官民关系。鉴于此，政府以胶农和企业间的协商对话为要义，主动搭建平台促成改革方案的协商制定。 孟连事件之后，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一些胶农说：“我们不想轻易原谅他们（政府和公司），他们以前把我们害得太惨啦！”为尽快缓解官民间的紧张关系，政府派出工作组深入群众，反复运用言语沟通、情感付出、利益赋予以及协商共识等调解手段化解矛盾。无论工作组策略如何变动，胶农与工作组都在围绕利益展开博弈，其中情感、劳动、金钱、权力等都以价值形态，平衡着胶农的不公平感或满足着胶农被建构起来的欲望。如某工作队员接近并说服胶农代表AH的过程很典型： “AH见了我张口就骂，等他骂累了我就拉着他去江边拿鱼散心，还带他到邦康（缅甸佤邦首府，与勐啊村隔南卡江相望）找朋友喝酒玩。这样过了好几天，AH心情也好啦。我们再喝酒谈心，我试探着和他说橡胶改革的事，他没生气，还带我到几个骨干和会计家，让我把方案讲给他们，大家一起商量。后来他们带头签了字，工作迅速推进开来。” 工作组通过为胶农争取水泥、石棉瓦、低保等各种经济利益，与胶农建立了一种“利益粘连”关系，在帮助生活困难胶农解决生产生活难题的同时，使官民关系日渐融洽。至2010年底，涉及“孟连事件”的橡胶产权改革与利益分配工作基本结束。为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借鉴橡胶产业改革经验，对整个孟连县的茶叶、咖啡、甘蔗、香蕉等具有类似经济利益纠纷的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革。全县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明显提高。2012年，孟连胶农人均纯收入9673元，比产权改革前增长了近3倍；而“孟连事件”发生地勐啊村人均纯收入12096元，洋楼、轿车在村中十分普遍，成为远近闻名的“边地国门第一村”。 经济利益是一切利益关系的核心，满足民众的经济利益需求与实现统治秩序具有紧密联系。有研究指出，家庭经济状况的明显改善可以增进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①彭国胜针对贵州与云南的实证调查也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②我们研究发现，孟连胶农物质需求的满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恢复与重建。 （二）公共服务与集体利益赋予 国家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也有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国家作为全体公民权利“让渡”的产物，代表全体公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公共服务是一种集体利益赋予方式，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创造了条件，是政府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