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已历经百余年，期间不断与各种社会力量互动互构，逐渐获得“地方知识”与“本土特性”，形成特色鲜明的本土社会文化网络，对信教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随之进入“自治、自养、自传”的新阶段；后因政策出现偏差，被贴上“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标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阶段，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基督教快速发展并引发境外宗教渗透、家庭教会传播、信教群众分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直接影响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为更好引导基督教融入少数民族社会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有必要研究基督教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本土化的过程，针对其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 本文选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山镇乌龙行政村洒普山苗族村①作为调查点（以下简称洒普山），通过文献研究、口述史研究、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获取资料，理清基督教在该社区本土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问题。选择洒普山作为调查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洒普山是典型的苗族村寨，在基督教传入之前，苗族处于弱势地位，与云南其他几个大规模接受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境遇相似；其次，外国传教士在洒普山的传教措施非常典型，通过开办学校、诊所等社会事业赢得苗族群众的信任，进而构建起控制信徒的组织网络；再次，历史上洒普山是滇北基督教传播的中心，1951年以前，先后有4位外国传教士长期驻留此地，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与本土教徒的信仰博弈具有代表性；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洒普山的基督教本土化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这或多或少也存在于其他少数民族教会之中。 一、洒普山苗族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分析 清道光年间，洒普山苗族作为贵州威宁彝族土司女儿的嫁妆而迁入，长期依附彝族土司和汉族地主而生存，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地位低下。1905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J.R.Adams）在贵州安顺传基督教、设学校、办医院并帮助苗族的消息通过亲友网络传播到洒普山。同年，洒普山苗族龙雅锡带着感染麻风病的儿子去安顺找到党居仁寻求治疗。鉴于安顺距离太远，党居仁介绍龙雅锡到云南昭通寻找循道公会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906年春节过后，身着苗服、口说“老根据地”②苗语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洒普山宣讲《圣经》，很快获得苗族群众的认同。随后，柏格理派昭通苗族基督徒王道德、王道元到洒普山传教。1906年下半年，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葛秀峰（Arthur.G.Nicholls）来洒普山主持教会工作，大量培训本土传教人员，信徒数量日渐增多。后经外国传教士安育林等人的努力，洒普山苗族百分百信仰了基督教，周围村庄群众也有很多受洗成为信徒。 根据基督教在洒普山本土化传播的时间脉络，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6年基督教开始进入洒普山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步奠定本土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网络；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因宏观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教活动一度停滞，基督教本土化更是无从谈起；第三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与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相适应，基督教本土化注入新鲜内容，彰显时代内涵。从其传播的方式和机制来看，包括争取本民族信徒、构建本土传教网络、自治自养自传等方面。 （一）争取本民族信徒 为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疏离，增加少数民族对基督教的亲近感，进入洒普山的外国传教士与苗族同吃同住，吃包谷饭、荞麦、洋芋，睡茅草房，过苗族化的生活方式。传教士们生活方式的本土化拉近了其与苗族群众的社会距离，为传教士顺利融人民族社区营造了良性氛围。在洒普山，外国传教士有选择性地接受当地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洒普山距武定县城较近，每当教会遇到买地、建学校等重大事项时，传教士都会向县政府请示，得到批准后才付诸行动。有趣的是，从1906年至1945年在洒普山活动近四十年的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奥尔斯·尼科尔伯（Arthur.G.Nicholls）的中文名字“葛秀峰”就是由时任武定县长葛延春所起。 借鉴柏格理的贵州石门坎传教模式，1910年，葛秀峰之妻开办了洒普山第一家西医诊所（在武定县也是第一家西医诊所）。教会诊所的设立为洒普山苗族带来了西医西药和现代卫生知识，各地求医之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因此受洗成为教徒。1911年，“洒普山私立恩光初级小学”落成。之前，洒普山苗族因不识文字、不辨数字大小，在市场交易中经常吃亏。接受教育后，苗族的文化素质、民族自信得以提升；教会小学毕业的优秀学生还可担任教师和传道员，涌现出一批新知识分子，提高了苗族与汉族经济交往、社会交往的能力，使“原来的蛮荒之地焕发新生”。 基督教传入之前，洒普山苗族生存非常艰难，现实的社会条件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在生理需要上，苗族因居住在高寒山区，经常忍受食物短缺、病痛折磨和严寒困扰。在安全需要上，苗族对汉族存在畏惧心理，平时很少进城。苗族不讲汉话、不识汉字，对其自尊心无疑是一种挫败。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依赖一定的社会基础，就当时社会条件看，处于边缘和短缺状态的洒普山苗族社会不可能为其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机会。基督教传入之后，教会成为团结凝聚信徒的强大力量，信徒通过教会拥有了获取物质资源、满足需要的能力，从而吸引苗族群众信教；而信徒数量增长进一步强化教会获取资源的能力，最终形成互动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