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法 ——也谈贺麟先生的文化体用观 苏亦工（清华大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127~144 1942年出版的贺麟先生的第一本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文化的体与用”的文章，其中特别批评了借旧瓶新酒比喻中西文化的体用说，文章虽未点陈寅恪的名，但其所指，圈内人士应该是很清楚的。贺麟先生说：“以新酒旧瓶，旧酒新瓶之喻来谈调合中西文化的说法，亦是不甚切当易滋误会的比喻。”值得注意的是，贺麟先生特别借传统的“体用”说阐释了他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关于体用之关系，贺麟提出了三个原则，以供观察和批评文化之参考。 首先，体用虽可分言，而实不可分离。“盖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凡用必包含其体，凡体必包含其用，无用即无体，无体即无用。没有无用之体，亦没有无体之用。”其次，体用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用为体，不能以体为用。譬如宗教、哲学、艺术等在西洋文化中为体，决不会因为介绍到中国来便成为中国文化之用。而科学、技术等在西洋文化中老是居于用的地位，亦决不会因为受中国实用主义者的推尊，便会居于体的地位。”再次，各部门之文化皆有其有机统一性。“因为各部门的文化皆同是一个道或精神的表现，故彼此间有其共通性。一部门文化每每可以反映其他各部门的文化，反映整个的民族精神，集各种文化之大成。”有鉴于此，他断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乃不通之论。 贺麟先生认为，中学西学各自有其体用，“西学之体搬到中国来决不会变成用，中学之用，亦决不能作西学之体”。在他看来，“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应该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换言之，应该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进而，他又指出，文化之体用观可分为绝对的与相对的。自绝对的体用观说，“体指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essence），用指形而下的现象（appearance）。体为形而上之理则，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 消解文明的冲突 ——谈阿马蒂亚·森的多重文化身份观 林超(山东大学)/《文化学刊》，2014.2.150~156 阿马蒂亚·森认为文明冲突论者以单一文化身份界分文明的做法，不仅忽视了人类其他的多种身份认同，也常使人们陷入文明板块化的平面思维。它既干扰了人们尝试从其他身份认同连结彼此的可能，也为制造文明冲突埋下了伏笔。文明对话论者应当重视人类多重文化身份的复杂联系，拓展文化交流的路径，为世界和平和文明对话做出更为多元有效的努力。森启示我们，如果能够从文明构成的多种要素上，方法多元地识别出更多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子，而不是仅从种族分布、宗教传播区、语言使用区等相对单一的空间观察，以集合论的粗糙形式将世界区别出几个文明大区( 如回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 ，就能让我们从热衷于比较抽象的由几大文明“板块对板块”开展对话的单一意识，调整到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具体人之间可以复杂沟通互动的灵活思维，使我们从各“文明板块”之间碰撞、磨合、交叠的平面性的凝固视角充盈为可以上下联通、左右相关的一个可以看到有许多文化认同圈子彼此交织扣联的立体化了的文明世界。这将大大丰富我们人类对自身文化复杂联系的认知。 阿马蒂亚·森的多重文化身份观并不排除宗教认同，只是反对将宗教认同视作唯一文化标示的做法。他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在追求“和而不同”理想的文明对话之前，在对话模式上恰当地安排对话主体的类型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只有从战略推手精心设计的单一文明划分的框架中跳出来，寻找文化交流的多元口径，在实际生活方方面面的接触中不断调整变换彼此可以和谐相处的文化角色，增进多维度的身份联系，或许能为世界的和平与文化交流做出更多积极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