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4)04-0026-21 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扩散和渗透，空间尤其都市空间研究广受西方学界关注，在跨学科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空间转向”。这一研究自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马克思主义基调和批判理论的特色，本雅明、列斐伏尔和福柯为其贡献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进程和消费主义则为其框定了基本的问题语境，其所涉猎的议题，从空间再现到空间生产，从空间与身体规训到空间与社会治理，从商品和景观拜物教的空间部署到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空间政治，从现代主义空间的认知图绘到后现代主义空间的符号内爆，从全球化空间的混融性到后殖民空间的混杂性，等等。可谓创意迭出，但其焦点始终不离现代空间作为一个生产性的场域对空间中的人与物、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配置，不离现代空间在这种种运作中的政治学与伦理学问题，而这也正是“空间转向”的实质所在。 本期的这一组文章是从不同角度对都市空间进行的研究。《拱廊街·奇观化·闲逛者——本雅明的拜物教批判》以本雅明的拱廊街研究为对象，以拜物教作为焦点，探讨了都市空间的语法构成、奇观化机制以及都市主体与空间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都市主义的空间叙事》以现代性为认知起点，讨论了都市空间对消费主义逻辑的符号表征，并从欲望化、狂欢化、时尚化三个维度对都市主义的空间叙事进行了描述分析，力图由此去破解都市空间生产的消费主义逻辑及其文化政治后果，探寻自由解放的生存空间的可能性。《欲望机器的视觉暴政》以时尚杂志和影像广告为对象，分析了由它们构成的影像环境对都市公共空间的分割与占据，认为这一媒体形态标志着一种新的都市文化结构的生成与显形，它们建构了都市人集体的精神生存空间，将都市变成了一个视觉共同体，同时亦将都市人变成了欲望机器的视觉人质，并最终导致了都市文化的偏执病症和主体的偏执人格。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吴琼 马克思称拜物教使商品或物成为“可以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即拜物教是一种制造物的形而上特质、使物散发出神学般的微妙的运作。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批判把重点放在拜物教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上，可是，在拜物教的运作中，物的形象或外观同样在发挥作用，它至少是把人们引向商品崇拜的一个中介。奇观化就是这一运作的核心机制。奇观化是生产可见性的机器，更是让不可见性寓于可见性之中的手段。因此，对拜物教的批判一定要涉及这个“形式”维度，涉及奇观化的过程。本雅明就是较早展开这个维度的思想家。 一、“拱廊街计划” 如同对机械复制技术的研究一样，“拱廊街计划”也是本雅明现代性思考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以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代表即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为研究对象，透过对都市空间结构的分析，透过让一系列纷乱而又辩证交织的意象在奇观化的场景中的流动与聚集，透过使主体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在断裂与修复之间做寓言化的运作，本雅明呈现了一幅现代性的文化地形图①。 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虽然并未完成，但没有人会怀疑它现有存在形态的话语激活力量，现今的文化地理学、都市研究、空间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物质文化研究、消费主义研究、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研究等都可以从这里汲取思想和理论的灵感。就此处所论的奇观化问题而言，本雅明的思考同样有着源头性的意义。 在今天，翻开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就会惊讶地发现，在那些辩证意象的运动中，奇观化居然如幽灵般出没于其间，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奇观物品和奇观装置在向闲逛者招手并同他调情。其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他的题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的研究提纲(该提纲初稿写于1935年，1939年做过一次修改，但主题没有变化)，在那里，我们看到的“题目”有：《傅里叶与拱廊》《达盖尔与全景画》《格兰维尔与世界博览会》《路易·菲利浦与居室》《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奥斯曼与街垒》。如果想要在所有这些题目中寻找一条贯穿始终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或者说为它们明确一个“主题词”，那么，“奇观化”无疑可以作为首选，本雅明自己称其为世俗的乌托邦，它们就呈现于辩证意象的运动停顿的时刻：“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商品本身提供了这种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对象。拱廊也提供这种意象：拱廊既是房子，又是街巷。妓女也提供了这种意象：卖主和商品集于一身。”[1] 从一定程度上说，整个“拱廊街计划”都是在讲现代性的奇观化生产，都涉及奇观化的机器或装置的运作，涉及商品拜物教与奇观化、视觉奇观与观看的关系②。本雅明的这一研究计划太过庞大，现今我们看到的较为成熟的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提纲以外，再就是他有关波德莱尔的两篇文字——《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和《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它们实际是提纲的第五个题目《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的展开。 19世纪上半叶巴黎拱廊街的修建以及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巴黎城的全面改造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它是借城市清洁运动来实施的社会控制和身体监视，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拆除旧式的、可为起义者提供便利的街垒，用商业的透明性、公开性和民主性来取代或遮蔽贫穷以及造成贫穷的暴政的在场性，就像本雅明在《奥斯曼与街垒》的主题中说的：“奥斯曼计划的真正目的是确保这个城市能够免于内战。他希望使巴黎永远不可能再修筑街垒。”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