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这既是自我指认，也来自他者评价。礼，作为儒家的基本概念及至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核心观念，很早就被介绍到了西方。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和韦伯也曾从不同角度认为礼定义了中国的文化身份。①礼的英译多种多样，如ritual(仪式)、ceremony(庆典)、propriety(合宜)、etiquette(礼节)、moral conduct(道德操行)、correctness(正确性)等等，反映了西人对其不同的诠释。在当代西方学术传统中，大部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沿用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 A.R)的观点，把礼翻译成ritual，因此也就按照ritual来研究。而在宗教研究中，涂尔干对宗教的信仰和仪式的二元划分始终被奉为圭臬，因此对西方学者而言，礼就成了中国宗教的一部分。②研究中国民间宗教③的西方学者大都注意到了礼的重要性，但是按照仪式概念来研究礼往往引发很多问题，如以美国人类学家华生(James Watson)为代表所提出的、近来中西学界所热衷讨论的中国宗教是实践正统(orthopraxy)还是信仰正统(orthodoxy)的问题。④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关于礼，则有悠久而深厚的学术话语传统，亦即礼学。这主要是关于三礼(《礼记》、《仪礼》、《周礼》)的文本阐释、考据之学，它随着儒家的兴盛而发展成丰厚的学术文化传统。三礼中，《礼记》和《仪礼》为所有的人生仪礼，如冠礼、婚礼、丧礼等提供了详尽的规范和相应阐释，虽然开始主要涉及贵族礼仪，但宋以后礼下庶人，其仪节在社会中影响深远。⑤ 令人玩味的是，在现代书面语中，ritual被汉译为仪式，意指一个普遍的学术范畴，它和中国特有的礼并无对应关系。译名的对应与差异，ritual、仪式和礼的交叉和区别，意味着不同的学术视角和历史传统，提示我们在中西不同的学术传统中，礼和ritual是既有交叉重叠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一对概念。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文化时，需要反思西方religion(宗教)和ritual概念作为研究范畴的适用性及其引发的问题。⑥本文把礼置于ritual和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中，比较礼和ritual的同与异，由此探讨中国宗教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ritual这个学术范畴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构建。 一、Ritual的现代构建：文本、情感与修行 尽管学者们对ritual下了无数的定义，但正如美国宗教学家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和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各自的学术史梳理中所揭示的，和学者们使用的大多数现代概念一样，目前学界公认的所谓仪式是一种象征性行为的界定，实际上是西方现代学术话语构建的结果。⑦ 贝尔明确指出，深藏于不同学科中仪式的现代概念背后的，是一个基本而持久的前提，也即行动与思想的二元对立与区分。学者把仪式视为一种行动，这不仅把仪式与宗教的观念部分如信仰、象征和神话等方面相互对立从而区分了开来，而且仪式被认为是“用行动表达、表现或表演出这些观念性的倾向”，是表现它们的载体。因此，行动和思想的二元对立从一开始就预设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行动从属于思想”⑧，信仰第一，仪式第二。这种不平等的二元对立，我以为从根本上还是源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历史悠久的二元对立论(dualism)，即创造根源与创造物的不平等对立。一个典型体现就是身心(mind and body)的二元对立，其中心灵永远独立于身体且可以控制身体。⑨与之相应，仪式，因为主要依赖身体为媒介，所以只是信仰观念外在化、具体化的结果而已。 以此而言，华生所提出的中国宗教是实践正统还是信仰正统的问题，从根本上亦不出仪式和信仰二分的话语传统所规定的前提假设。可以说，研究范式和范畴的内在规则与前提假设从根本上决定了学者的视角及其得以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还可能在另外的理论框架下思考仪式和礼？ 启发来自比较礼与成为普适性范畴之前的仪式概念的含义。阿萨德曾详尽地考察了仪式的词义在西方的历史变化。他发现，直到1771年，《大英百科全书》还把仪式定义为“在特定教堂、教区、神职人群等当中庆祝宗教庆典和做礼拜时指导秩序与规范的书”。但随着殖民时代对异文化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到了一百多年后的1910年，《大英百科全书》的仪式词条发生了根本变化。仪式不再是文本，不再是基督教特有的，而是每一种宗教都有的，是“一种象征或表达其他事物的惯例行为(routine behavior)，由此与个体意识和社会组织分别相连”⑩。有意思的是，当仪式扩展为一种普适的范畴时，原来规范行为的文本变成了行为本身，仅仅成为表达更重要东西的载体。 仪式与文本看似不经意的分离意味深长，它导致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在西方传统中，在思想的各种表达媒介中，书面文字的地位仅次于口语而与思想相连。这样，当仪式意指指南性文本时，它依然和背后的思想密切相连，但是当它从行动指南变成了行动本身时，仪式和文本之间的关联就发生了微妙的断裂。这一断裂看似不起眼，但其实抹去了仪式与思想之间的关联，使仪式的意义不再是内在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象征的观念。 阿萨德揭示的仪式与文本的关系颇有启发性，因为礼的传统基本上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学者们大多认为儒家的“三礼”一方面文本化、固定化了前代的礼仪实践，另一方面成为后代礼仪实践的基础。(11)当然，礼的发展也不只限于经典文本本身，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文本化的礼始终和它的根基，也就是具体的礼仪实践，保持一种复杂的互动融合的关系，对此我将在后文详细论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