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14)03-0022-09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身体力行“复礼归仁”的孔圣人，一面教导世人“不学礼，无以立”，一面又谆谆教谕“勿轻议礼”！两面一体，透出的意思均在说明礼之“重”与“难”。学人多视礼学为畏途，皓首穷经“累世不能通，当年不能究”①，且“‘议礼之家，纷如聚讼’，其繁缛琐屑的名物制度和礼节，更是穷年不能究其礼，以致研究古代礼制，终于成为最艰苦的‘绝学’”②。更兼“周官、仪礼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③，不仅致使古制茫昧，而且让研习也似乎失去了现实意义。20世纪初，西学强风之下，“礼”被革命者视为“吃人的礼教”成为被打倒和弃绝的“糟粕”；在学者眼中，则成为一种“过去式”知识存在，是一种外在于自身生活的研究对象和史料，致使身体力行传承几千年的文化之根断裂。由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生存困境和跨文化比较的识见，“礼”作为本土最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淑世育人的启示意义，开始日渐引起重视。④而1988年1月诺贝尔获奖者“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⑤宣言，更是震耳发聩，引人深思，而不得不回头来重新审视曾经被我们弃之如敝履的文化遗产。 “礼义之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者，礼义之国也”虽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何休注，然孔子“复礼”追述虞夏商周四代之礼因革，可见“礼义之邦”的特质及其传承由来已久。早期经典文本往往将礼乐创始追溯到太一之初，始盛于三皇、五帝，鼎盛于周，经孔子及其后学“复礼归仁”，述作践行于几千年的王朝历史，构成最典型的礼制文明国家。现代考古学提供的证据也表明中国古礼至少在八千年前已具雏形，五千年前初具规模，特别是祭天祀祖祈年佑身之礼是一以贯之的，而玉礼器和陶礼器(后来变形为铜器、瓷器)亦渊源有自、承传有序。⑥ 显然，礼制文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中因需而制、与时损益，逐渐完善大备的。考古学提供的史前物证如此，文史所载亦复如此，尊卑始于燧皇、伏羲制嫁娶俪皮之礼琴瑟之乐、祭祀吉礼始于神农、黄帝蚩尤战而兴军礼，至黄帝而吉凶兵军嘉五礼始具，周公因革夏商以天命与德重制周礼，至孔孟援引仁义复礼、荀韩强调亲疏尊卑贵贱长幼之分别，《王制》“五刑”、《周礼》“八议”、《大戴礼记》“七出”、“三不去”之文以礼入法而成汉唐律法之基，宋儒以理入礼……礼因革损益，但都不改其经天纬地之核、治国之枢、立身之本、处世之则的要义。经典文本关于“礼”论述多层面而极详备：“本于太一之初”溯礼之久远，“天秩有礼”言礼之神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极言其多，冠、昏、丧、祭、朝、觐、聘、享、射、御……列数其类，礼者，“国之本”、“政之舆”、“君之柄”言礼之重要；“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天纬地……顺之则宗祏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是礼时义之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言礼中之重，“经史子集，无一不可以证礼”言其文化穿透力之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言礼法关系，“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以及“夏礼”“商礼”“周礼”损益能言而文献不足徵之叹，极言礼与时因革、损益之复杂，而“累世不能通”则极言礼学传统修习继承之难。毋庸置言，“礼”是全部社会生活秩序得以运行的根本保证，守礼则国泰民安，废礼则神人共怨，社会失序。 礼数虽繁，然大礼至易、礼义至简，“礼”传承几千年不断，自有“活水源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诏，朝事以乐，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菀簟之安，而稿鞂之设。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学也。”《礼记·礼器》此论对于“礼”之可承传性以及承传什么提供了依据。礼的基本功能在于“报本反始”，礼的可传承性和可研究性在于“反本修古”的特性，割刀、鸾刀等是也。因此，汉儒郑玄认为若欲述行学习，但用本与古求之，则可得之。这说明，礼器的制作与使用，具有稳定性，因而当时移势迁，礼义不明、礼仪不具的时候，礼器依旧可以成为人们探究礼制的呈堂证据。 从文化遗产传承着眼，“礼”被人世代承传方式简要之有二：其一身体力行——百姓日用不知但却传承久远，包含着礼义(意)、礼仪(数)和礼器(物、建筑空间等以及制造技术)；其二学者研究性师承与著述，成为历代“复礼”的思想资源。这两种传承方式并非截然两分，而是随着时势分合松紧。作为研究性传承对象，礼学思想和著述会因人因时因学派主张而张弛丰俭不同，但作为一种已经成俗的身体力行之礼，更具稳定性。这也是礼作为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意义，是本文的重点，详见后述。这里先简述第二种。 迄今所见最早成熟体系的文字甲骨卜辞中已屡见“豊”(“礼”字原型)字及诸种礼仪、礼器之名，亦屡见“典册”之载，虽然至今未见彼时载之于册的礼典，却也不能排除当时有礼典可查的可能。早期经典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皆有大量礼的记载，诗、乐、舞是礼的应有之义，故有“五经皆礼”之说。古代专门礼书最盛名者无疑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本名《周官》，详载唯王建国设官分职及相关典章制度；《仪礼》又称《礼经》，家政仪节之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叙之详备；《礼记》(现有大、小戴《礼记》、郭店楚简“荆门礼记”等)则杂记战国秦汉间学人释礼之言论。“三礼”成书皆晚于其所述内容的年代，其成书年代、真伪、流传家法等，数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由此也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礼学著述。⑦黄侃《礼学略说》曾提纲挈领悉数礼法师承：“今欲通三《礼》郑学，又非假道于陆、孔、贾、杜四家之书无由。……陆氏《释文》成于陈世，所载异本、异读略备，六朝故谊赖此见其梗概，与后来颜师古定本、孔贾二疏、开成石经多有不同，读三《礼》者先辨音义，则此书其管蘥也。孔疏虽依傍皇疏，然亦时用弹正，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故清世诸经悉有新疏，独《礼记》阙如者，亦以襄驾其上之难也。贾疏《周礼》至为简当，虽不无委曲迁就，而精粹居多，故孙氏新疏仍用者十之七八也。《仪礼》疏有条不紊，选言既富，阐义亦周，对于经注细心推勘，如遇不合，必求其致误之由，其博不及孔，而精细则过之。《通典》新载议礼之文，大都缜密以栗，欲谈典制而又工属文，固非此莫宗已。……宋初聂崇义采旧图而为《三礼图集注》，虽或疏舛，然言礼图者未能弃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欲以通礼之伦类，后之《礼书纲目》、《五礼通考》、《礼经释例》，皆师放而为之；其厘析经文，每一节后辄为之标题，后之《仪礼郑注句读》、《仪礼章句》，亦皆师放而为之。清世礼家辈出，日趋精密，于衣服宫室之度，冠昏丧祭之仪，军赋官禄之制，天文地理之说，皆能考求古义，罗缕言之。……至通论三《礼》之书，若《礼书纲目》、《白虎通疏证》、《礼笺》、《求古录》、《礼说》、《礼学巵言》、《五礼通考》、《礼书通故》，此皆博综经记，包含至富矣。其间家法分明，则宜数句容之陈；文辞廉悍，则无如临海之金；析义详密，则莫过定海之黄。”⑧黄论虽简却略呈了礼学师承简史，每一治礼学者几乎都需累年方有所得，如胡培翚《仪礼正义》集40年之功，孙诒让《周礼正义》历时30载方成，林昌彝皓首30年撰成《三礼通释》，由此可窥古礼研究之难。20世纪以来，人类学和现代考古学给礼学研究者注入了新视野和新材料，研究范式大变。现代学者礼制源流迁变研究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借助文献资料往后梳理礼制史，如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⑨、陈戍国《中国礼制史》(七卷本)⑩；二是借助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往前追溯，如杨宽《古史新探》、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吴汝祚、牟永抗《良渚文化的礼制》、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李禹阶《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许宏《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王永波《齐鲁史前文化与三代礼器》、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等。当今利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研究古礼的发生、发展、成熟与因革变迁，已经成为研究主流，并正在改写礼制史。考古学文化区系、遗迹与器物的相关研究，对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毋庸多言，而礼仪视野的进入，无疑将文献与传说中的“制礼作乐”的时间大大提前，为文献不足徵的前文字时代，及舛误迭出的文字时代的礼仪制度与相关信念的系统研究，揭示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带来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