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5-0008-10 一、新启蒙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化风潮的转向 综观中国近世以来的文化启蒙历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的一系列文化论战，启蒙的基本宗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从向往“国强”、“民富”到伸张“民权”、“民主”，再到追求人性解放和文化更新。①由于这个深化过程是在国势渐颓、西风日盛的情况下推进的，因此自始至终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和片面化特点，尤其与中国当时的民族处境和政治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启蒙过程中，随着西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进步人士的鄙夷和抨击，在许多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儒家思想往往被视为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根基。虽然在抗战期间，出于救国保种的现实需要，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儒家曾一度复兴，但是到抗战结束之后很快又趋于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国际两大阵营的对垒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中国内地理论界长期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共同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对“孔老二”和“救世主”的双向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如同近世文化启蒙一样云谲波诡的激烈变化。从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到重铸民族信念的“寻根文学”，从《河觞》的“全盘西化”导向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反西方主义煽情，从“萨特热”、“尼采热”等西方哲学时尚到方兴未艾的“国学热”……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变革，可以归结为两个方向相反、旨趣相关的思想倾向，即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所以说二者旨趣相关，乃因为它们都是对前三十年(1949-1978)“革命大批判”的一种背离；而二者的方向之别，则如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派”与“国粹派”的分歧一样，表现出了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 与此前“突出政治”的时代和此后“发展经济”的时代相比，1980年代堪称一个注重文化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充满了兴趣。在失望与希望相交织、迷惘与反思相砥砺的精神背景下，文化问题就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聚集点。无论是理论界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学术界众人瞩目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文学界风靡一时的“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和“现代主义诗群”，艺术界标新立异的“第五代电影”、“85新潮美术”和港台流行歌曲，都表现了一种挣脱思想枷锁、追求人性解放的文化启蒙要求，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与“文革”时期“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导向以及1990年代以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主义导向不同，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文化问题本身看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他们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一样，把中国贫穷、落后、专制、闭塞的原因都归结到文化问题上，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 1980年代，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社会的蒙昧落后与西方社会的开化发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鲜明对照很容易在文化心态上产生一种短暂的晕眩感，即对阔别已久的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和盲目模仿。受这种文化晕眩感的影响，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就如同“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一样，陷入了“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专制蒙昧/民主科学”等一系列对偶结构的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中，从而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传统(以及专制、蒙昧)相联系，而把西方文化与现代(以及民主、科学)相等同。对于这场运动的许多积极参与者来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彻底摆脱传统，效法西方，实现脱胎换骨式的文化大变革。李泽厚在1986年的《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论述“启蒙”与“救亡”这两个“五四”时期相互促进的主题是如何由于民族危亡的现实困境，最终转变为“革命战争”挤压“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的吊诡结果，导致了封建传统以“革命”的名义在“文革”时期全面复活。该文的宗旨就是要重新高扬起被“救亡”和“革命”所斫丧的文化启蒙大旗，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标志性文献，它激励青年知识分子以一种更加自觉的方式去重振“五四”启蒙精神和清算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同时也再次明确地把启蒙的思想源泉回溯到西方文化中。 这场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其间虽然不乏精辟的睿智和无畏的勇气，但是却更多地表现了一种情绪化的特点。尤其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往往缺乏深沉的理性反思，再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砸烂孔家店”的偏激姿态。例如，当时的青年思想精英甘阳就明确断言，中西文化之争的实质就是古今之争、旧新之争，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这位新启蒙运动的激进干将明确表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它路可走……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②在1980年代的一些文化批判者眼里，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已经“解体了，退化了，变得丑陋不堪”，而“文明一旦死去，谁又能够起死回生，使它重现于世？复现的‘传统’甚至已不再能被称作文明，它只是历史的余响，病态的畸形儿”③。1988年，一部六集电视政论片《河觞》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播出，在知识分子和普遍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片毫不掩饰地表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全盘西化”主张，它宣称黄河和黄土地所孕育的古老文明“已经衰老了”，它那已逾更年期的机体已经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文明，也无法抵御蓝色海洋所滋润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劲挑战，而导致“黄色文明”衰落的罪魁祸首就是儒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