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4)02-0076-07 1949年9月，担负开国重任的新政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份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①围绕此项方针的具体落实，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为主的大学教授，在次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的前后，展开了一次热烈的争论。 一、改进工程教育的大讨论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启动。各业务部门对专门人才的需求陡增，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尤其是工农医等实科，人才供需的缺口最大，产销脱节的矛盾最深。从数量上看，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必然需要大量的科技工作者，但过去的工业院校却因战乱频仍等原因而规模有限，发展缓慢，完全跟不上客观形势的骤变。从质量上看，当时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为数甚多的专业人才，但原有的理工学院大都取法英美，课程庞杂，用之训练专才则专门的程度不足，产生理论与实际不能结合的弊病。显然，如何使工程教育基本满足工业扩张的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便成为摆在眼前的燃眉之急。 面对业务部门提出的“专、快、多”(学习的技术要专，学习的期间要快，培养的人员要多)的规格标准，教育部不得不极力应对，而知识界人士也开始研究讨论，各抒己见。针对工程教育改进的热门话题，不少专业人士以《光明日报》为主要媒介，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综合归纳之后，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茅以升“习而学”的工程教育：茅先生认为过去的工程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对此，他提议先习后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即把全部课程按难易深浅分成若干阶段，每阶段内都是先实习后上课，同时实践与理论彼此呼应，实习要先简单后复杂，修课则要先读业务课，再读基础课。②他坚信先习后学的方法，符合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规律，并真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为国家在短期内培养大量的专才。但平心而论，茅先生的大胆主张不仅“非立时即可实行”③，而且在理论上也值得商榷。马大猷就质疑“先学专业课程，以后再学基本工程课，最后学基本科学”的做法。④而钱伟长更是毫不客气地暗示：“假如有人主张以经验累积的学习来总结出科学理论，那么我们人人将重复我们祖先的努力，浪费青年精神，莫此为甚。”⑤ 其实，茅以升早在1926年就已构思出这套“大破大立”的方案，而1950年“崭新的革命形势，又重新唤起了”他的“憧憬与期望”。⑥因此，茅先生只想借助时势来实现自己多年未遂的理想，并非追赶时髦，宣传造势。他虽与政府在教改的基本精神上若合一契，但他却认为“仿效苏联”“似乎也不太理想”。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培养专才，而是“中国工业落后的情形”，实在无法做到苏联的“分系之专”。⑦不过，透过茅以升激进的意见，我们仍可窥见：即便是在文教界，当时倾心于专才教育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大学内添设专修科：1949年解放之初，中央各产业部门就与清华、交大、农大等校商议，开办各类专修科，以期在短时期内培养大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与另起炉灶办独立的专科学校相比，这种方案可以利用大学原有的师资和设备，省时省事省钱，因而被广泛视为高等教育满足当时生产建设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最佳模式。然而，大学内的专修科教育也遭遇到不小的挑战。首先是招生困难，高中毕业生对专修科感觉陌生，只愿升入大学本科念书。其次是学生的思想问题。专修科的学生入学后易产生自卑感，羡慕正规的本科学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课程内容的问题。专修科的课程本应以实际为主，配以必要的理论，但大学办专修科，却很难摆脱系统理论教育的影响，加上时间的限制，又不得不借用本科的师资和教材，结果课程完全是大学的简化和缩编，达不到专精一科的目的。⑧ 一言以蔽之，大学加设专修科，虽然可能产生以实用验证理论，以理论提高实用的相得益彰的效果，但也容易制造相互争抢资源的紧张关系。有鉴于此，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提出“专门学校只能够在无损于大学的原则之下利用他，政府另外还得特为专门学校而给予一笔经费。”⑨但教育部却另持一套评价标准，他们认为大学附设的专修科普遍地办成了大学的预科或速成班，不仅难以达到专门化的要求，招生数量也受到限制。因此，大学兼办专修科的设计只能是临时性的救急措施，想要真正持久地获得大量合格的专业人才，必须依据苏联的经验，新建众多高等专门学校(学院)，这正是后来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的理据所在。 费孝通的“寓专业科于大学”：费先生的拟议看似与上述大学内添设专修科的主张大同小异，但两者在组织和课程的设置上则有根本的区别。费先生认为“专业科的设立并不需要把院系体制取消”，而是“以现有行政基础为出发点，各系开课”，“各专业科依其需要在各系中挑选它所要的课程，由组织该科的主任会同各课程的教师成立一委员会，推进关于该专业科本身的行政事宜。”这两个系统“可以并行，甚至相辅”，但“原则上必须确立专业科不得附设于学系的办法”。⑩简言之，寓于大学之中的专业科实际上只是根据业务需要，综合各系原有的课程，组织起一个个大拼盘，把各门学科最基础的知识挑拣出来传授给学生。除了增加几个管理专业科的委员会，大学先前的体制和课程一律照旧。 由此可见，费孝通的专业科与教育部的专修科虽然都附设于大学，但却名似实异。政府希望学校培养掌握一门技术，一出校门就能在岗位上承担工作任务的人才，因此学校应多多联系实际，并尽可能向专门化发展。但费孝通以为要达到学以致用，就应让学生多学点知识，替学生多搭些桥，凭借样样皆通来增加就业机会。这种摆杂货摊的想法清楚地表明费先生是在用民国通才教育的理念办理专业科，而寓专业科于大学的拟议本质上是在维持现存大学制度不变的框架下嵌入为国家培养专业干部的临时设施。费先生深知“培养大量中等技术干部并不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买货色走错了铺子。”但当经济建设因人才匮乏而受限时，他又不忍心袖手旁观，只好让大学出来越俎代庖，即“大学是老母鸡，带出一批小母鸡，小母鸡生出大量的鸡蛋来，在过渡时期不妨由老母鸡直接生蛋，虽则不太经济，但是可以应急。”(11)他乐观地相信大学和专科并不冲突，不过，在寓专业科于大学的方案中，他竭力维护大学性质的举措必然严重瓦解他为国分忧的良好初衷。因为专修科的任务与大学并不相同，课程和教法都必须量身定做，如果完全照搬本科的教学模式，甚至还在民国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更加宽泛化，训练出来的只能是统统不通的毕业生，对于纾解干部供求的紧张，终归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