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质量问题由来已久，不过，在大学的大部分历史时期，质量问题主要由教授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来处理。[1]随着20世纪高等教育规模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张[2]以及大学的日益理性化[3]，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先被认为是嵌入高等教育事业内部的质量问题，开始超越院校的边界逐渐演变为一个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为了回应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切，“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希望以此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4]。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理性化的质量保障体系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式运行。[5]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非一个“神话”(myth)，而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现实存在(reality)。换言之，传统的质量保障的话语和实践在帮助高等院校应对质量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将其纳入一个理性的“牢笼”，并由此导致种种非理性的后果。因此，为了持续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其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新的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三种意义或者三个层面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进行批判性解读，并尝试提出超越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弊端的路径。考虑到学术场域的特性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对于质量的不同诉求，我们认为，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整体性质量文化才是从根本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佳选择。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不景气导致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关于以何种方式才能最好地提供公共福利成为政策议程中的一个核心特征。[6]在这种背景之下，源于私立部门的“经济”、“效率”、“效益”等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以及“分权化”、“市场化”、“管理主义”和“表现性”等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经常采用的政策技术[7]被引入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公共部门，以改变其广为诟病的“官僚化”、“集权化”、“低效率”和“质量下降”局面。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和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相继建立，并采取了诸多措施对高等教育质量予以监督和控制。 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出现，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已经不复存在，政府和社会也不再信任高等教育，它们通过控制资助渠道和选择权迫使高等教育向外界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其资源利用的效率与效益。[8]信任的丧失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昭示着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问责时代。市场竞争、效率、效益、增值等这些新管理主义的核心理念犹如洪水一般不断冲击着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具有悠久大学自治传统的英国，管理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也已经渗透到大学之中。[9]而问责和新管理主义恰恰为政府和社会干预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说明与支持。在实践中，作为问责主要载体之一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吸纳了这些以往常见于私立部门的价值理念，并将其具体化。随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深入发展，上述理念已经渗透到各个层级的质量保障体系内部，并成为指导高等教育保障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常体现为问责、监督、控制、绩效、物有所值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本身也已经演化为一种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出现，是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次“认识论革命”。从此，如何界定和评判质量，不再仅仅是院校的内部事务，政府、社会和企业等诸多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和意愿表达他们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看法和诉求。这表明，建立在精英学者团体共同理念基础上的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10]正在被以社会需求多元化为特征的多样化的质量标准所取代。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范围无所不包，呈现方式灵活多变，并且能够赋予高等教育政治中现有群体与新兴群体之间雄心勃勃的联盟以合法地位。”[11]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作为意识形态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力图通过多方参与和对话的方式，帮助高等院校应对当今不确定的高等教育环境。因此，传统的专业问责和个人问责已逐渐衰落，而政府问责和市场问责的力量不断增强。可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混杂着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学生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相互联系但彼此冲突的价值诉求和话语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既是政府希望高校产出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和人才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理念的表达，也是市场要求高等院校有效利用资源的效率至上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也逐渐将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纳入其中，反映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认证机构转型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对学生的评价，即从关注资源和投入到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12]目前，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关注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中判断院校质量的依据和重点。[13]更为积极的一面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还帮助许多院校发展出一种质量文化。[14]有研究者指出，欧洲大学协会所进行的“高等院校质量文化调查”搜集到的数据和形成的报告表明，“目前大多数参与调查的欧洲高校已经形成了质量文化的初步意识”[15]。 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院校、专业团体都积极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似乎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现代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就可以有效地应对一切困境和挑战。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所展示的外部控制、效率至上以及标准化和统一性等往往会侵蚀自治、公平和多样性等学术组织的传统价值理念，[16]从而威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赫奇在对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信任、控制、专业自治与问责等问题进行考察后认为，问责与透明性是学术人员应该竭诚信奉的重要准则，但这种以审计和控制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人员的专业自治和信任，并有很高的机会成本，且不利于创新教学。[17]从长远来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理性化和工具主义特征容易导致一种话语霸权，其结果是质量保障在帮助院校营造质量文化的同时还可能会造成一种遵从文化，从而抑制院校的创造性并最终偏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