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6日，《华盛顿邮报》记者拨打了苹果、脸谱、谷歌、雅虎和其他一些互联网公司通信部的电话。就在前一天，英国媒体《卫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让美国人感到震惊的证据：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主动将公司网络内的通讯数据库提交给了美国国安局。该报道出自记者格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之手，而消息的来源就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29岁的IT前顾问，他携带着数万份有关国安局秘密行动的文件逃离了美国。 格林沃德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接触斯诺登的记者。《华盛顿邮报》的巴顿·盖尔曼(Barton Gellman)此前就同斯诺登有过接触。现在，他通过与纪录片导演、斯诺登的女友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合作，打算把故事拓展到硅谷。盖尔曼曾希望第一个挺身出来揭露名为“棱镜”的国安局绝密计划。斯诺登提供的文件表明，几家最大的网络公司都同意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直接进入公司的服务器，让这两个机构能够获取个人的音频、视频、照片、邮件和文档。政府要求盖尔曼不要披露相关公司的名称，但盖尔曼却认为这事关重大。他说：“指名道姓可以让人知道它们对美国人究竟干了点啥。”当时有一批邮报记者还在为进行评论而接触这些公司。 由此就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动摇行业基础的连锁反应。相关的话题连续几个月占据了头条新闻，并成为科技界的主要议题。多年来，科技公司的关键政策问题就在于如何微妙地平衡保护消费者隐私与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获取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和有争议的领域，有时超出了现有法规的适用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已经实现了两者的初步平衡，从而可以继续向前迈进。等到接到记者打来的电话，这种平衡便被打破了，因为科技界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争斗之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关于脸谱专横独大或谷歌邮件推出广告的争论。几个月之后，科技界发现自己也将为了互联网的未来而同自己的政府开战。 但它们首先必须考虑到底告诉《华盛顿邮报》些什么。脸谱的安全总监乔·沙利文(Joe Sullivan)说：“我们有90分钟的时间进行解释。”公司里没有人事先听说过“棱镜”项目。而最致命的暗示——脸谱和其他公司同意国安局进入公司服务器获取大量信息——是完全错误的。而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吃惊地责问手下的执行人员，这是不是真的，他们的回答是不。 类似的恐慌性问答也出现在了谷歌、苹果和微软公司。谷歌的总顾问肯特·沃尔克(Kent Walker)说：“我们到处问：有什么秘密获取信息的方法吗?回答是没有。” 尽管如此，《华盛顿邮报》还是在当天刊发了有关“棱镜”项目的报道(《卫报》在一小时后也刊登了类似的故事)。报道披露了包括国安局被泄41张幻灯片在内的一些图像，包括一份表面上看来完全参与了项目和数据提供的科技公司名单。微软排名首位，显示的参与日期是2007年9月，此后是雅虎，时间相距一年，谷歌和脸谱是在2009年加入的，最近的则要数苹果，是2012年的10月。幻灯片中用的是各家公司的企业标识。就在一天前，公众还只知道威瑞森和其他通信公司将他们的所有通话记录提供给了政府。而现在看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电子邮件、搜索记录甚至Instagram图像等方面。 科技公司很快就纷纷表示没有让美国政府直接获取消费者的数据。但有一个事实让这些表态变得复杂起来，那就是它们确实参与了——往往是不自愿的——政府的一个项目，一旦某个秘密法庭下命令，它们就需要提供所拥有的数据。谷歌和它的竞争对手都避而不谈细节，部分是因为它们受法律限制不能全部披露，部分是因为它们也确实不知道项目如何实施的细节。所以它们的反应不是全盘否认，而是百般狡辩。 这些公司很难有时间在奥巴马总统发表意见之前想出什么办法来回应盖尔曼的报告。奥巴马总统在含糊承认项目存在的同时则表示：“说到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监控，这不适用于美国公民，也不适用于生活在美国的人。”这也许能安慰某些公民，但却无助于技术行业。苹果、脸谱、微软和雅虎的绝大部分用户并不是美国公民。现在这些用户以及国外监管机构(如欧盟的监管机构)才逐渐明白，使用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就等于把自己的数据直接交给了美国国安局。 技术巨头花了多年时间才艰难建立起来的信任如今处在瞬间蒸发的危险之中——而且它们似乎对此无能为力。按照法律，它们没有权利提供合作方或反对方的全部背景资料。即便是最坚决地拒绝——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首席法务官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的博客帖子标题——也不能洗脱嫌疑。当国安局的幻灯片表明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得到任何人的个人信息，这怎么可能呢?德拉蒙德当月晚些时候在《卫报》的网站上答疑时，他的对话人都是充满敌意的： “在你被人发现与国安局合谋之后，整个节目何尝不是为了挽回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