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4)03-0025-15 【修回日期：2014-03-02】 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将包括“棱镜”(Prism)在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项目公诸于世，此次披露显示，美国秘密监控项目从谷歌、微软、雅虎、脸谱(Facebook)、Youtube、Skype等九个公司的网络服务器收集信息。“斯诺登事件”直接暴露了信息化时代国家网络安全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各界对“信息战”、“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的高度关注，如何利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亦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大问题。当前，网络虚拟空间成为国家安全权力争夺的“第五战场”，诸多国家相继推出战略部署，如美国组建“网络司令部”并推出“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日本巨资研制“网络武器”并炮制“防御—进攻”网络安全战略，俄罗斯将“信息战”定为“第六代战争”，欧盟奉行“集聚型”网络安全战略，中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并推进“网络强国”战略，各国网络战部队也高调登场。网络安全凸显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在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复合交织的特征，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新思维，非传统安全治理需要新手法。 一“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的缘起 自20世纪中叶起，涉及生态破坏、发展难题、贫困、饥饿等方面的“非军事问题”进入安全研究的视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越来越被置于次国家、国家、跨国家以及全球的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之中。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环境、粮食、人口、贫困等非传统安全问题；70年代开始关注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与发展中的安全问题；80年代把环境、发展、粮食、人权等直接提升为“安全问题”(security issues)来认识，并正式使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话语；90年代提出“人的安全”概念及其七大安全问题。进入21世纪，安全现实更加综合复杂，其威胁的综合度、复杂度、风险度与应对难度进一步加大，金融危机、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生物暴力、信息安全等已是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非传统安全研究也进一步细化与深入。非传统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兴起以至热烈讨论，集中反映了非传统安全学界对冷战后异于传统意义上的“非武力对抗性”问题的集中关注，非传统安全的基本内涵、基本观点与分析框架也已达成，较有支撑性的观点如：罗伯特·贝德斯基(Robert E.Bedeski)的“那些破坏国民幸福、地区稳定与国际和平的非军事性问题”①，陆忠伟的“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②，王逸舟的“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③，朱锋的“‘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非军事安全’”问题，④余潇枫的“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⑤，等等。 现有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将“非传统安全”独立或对立于“传统安全”，将两者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二是将“非传统安全”作整体、宏观的定性阐释，就某一议题或国家非传统安全方略作对策研究。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现有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简单与粗略判定无法对这样一类威胁作细微、深入、全面的解释，这类威胁在多方面具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混的典型特征，具有传统安全的元素却又无法对其作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安全的设定，具有非传统安全某些方面的特征而又无法一一对应现有对非传统安全特征的描述。非传统安全需要在更细微的层面进行更精细化的研究。网络安全威胁就属此类，其演变过程及其构成的现实难题是这一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典型写照。 互联网源于军事攻防的需要，后逐渐进入非军事领域，网络安全威胁现已成为直接挑战军事、政治与社会安全的综合性威胁。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美苏争霸中为维护军事安全而开发了互联网，冷战后全球范围内以传统战争形式发生国家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明显降低，非军事性问题逐步被“安全化”⑥并被置于国家安全议程之中。20世纪80年代伊始，互联网广泛运用到军事与非军事领域，信息传播领域随即发生了革命性巨变：一方面，人类社会出现了以计算机为终端、在虚拟空间进行信息互换的新型连接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网络”在生产、流通、沟通、管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由此带来的网络犯罪、信息安全、带有民族主义的社会网络战等“非武力对抗性”问题愈加显现，给国家与社会带来了不和谐，欧盟刑警组织坦承，互联网已成为欧洲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工具，如用于走私毒品、贩卖人口等。⑦另一方面，网络的软硬件及其所承载的信息逐渐演变为国家间军事武力对抗的重要工具，“网络战”、“信息战”、“计算机空间战”等渐次出现并愈加热烈，“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议程之列。首先，网络与“战争”相结合，“网络战”作为一种新型作战手法(warfare)被提出，⑧多种网络武器被开发且成为打击军事系统(情报系统、信息系统、设施系统等)、获取情报资料、实施战争心理战、进行网络博弈的重要工具。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使用“网络战”，俄罗斯、南联盟则运用“梅丽莎”、“幸福”等十多种网络病毒对美军发动反击；⑨在2012年西亚、北非动乱中，美国为颠覆目标政府而操纵“脸谱”、“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络发挥串联、煽动作用。赛博空间(cyber space，或“虚拟网络空间”)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相互角逐的除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战场”。其次，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安全是最高级的政治，网络已进入政治领域，“网络政治”⑩开始极大地影响国家政治与外交，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如美国在2003年就率先制定《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对未知的网络攻击采取“多层次、大纵深”的应对战略；(11)在2011年新版中还提出“制空权”并精心设计其格局；2011年相继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2013年议员代表还联名提议建立“网军法案”(Cyber Warrior Act of 2013)；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宣布启动《网络安全框架》。(12)2011年，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网络袭击”列为其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2013年6月在《网络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2014年2月，中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并提出“网络安全体系”与“网络强国”建设。截至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出台了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战略。(13)陆权论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空权论者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分别兴起了心脏地带、海上主导权与空域控制之战略制高性的论断，而“制网权”是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又一个战场“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