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C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6-0068-10 一、直面新自由主义：要解构更要建构 效率和有序两全，是中国经济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但如何使之真正得以实现，则一直是中国理论界、学术界所面临的困惑性难题。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转向用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些人相信，如果政府完全放开控制，市场经济会自动调节并达到均衡。当他们强调市场是一种极好的分配机制，并且市场经济会显示出比计划经济更多的对于革新的刺激作用时，显然没有注意到纯市场的主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更没有注意到，以“可靠”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其实只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相当特定的历史阶段，其根基也并非那么牢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自由市场理论在中国也是屡遭鞭挞的学说。特别是2007年夏季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使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而至今仍暗潮涌动，一些学者更把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当今世界都在认真思考个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更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的任务。 就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世人从古典自由主义中警醒出来一样，现在我们亲历的这场金融危机也造就了我们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契机。但应该指出，曾经一败涂地的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滞胀危机发生后到本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这段时间之所以能够重新抬头，甚至一度大行其道，毕竟与凯恩斯主义失灵及斯大林模式失败有关。所以我们反思新自由主义，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就垂青国家干预主义。 总的看来，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虽多尚很不充分。很大程度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的看法上，理论界、学术界莫衷一是，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1)全面否定；(2)极力鼓吹；(3)只介绍不分析、不判断；(4)批判地吸收、借鉴。①而即使第四种观点比较客观也比较具有说服力，也鲜见既去“市场失灵”又去“政府失灵”的理论建树。在个人、社会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和发展，给出“两只手”如何实现有机结合的洞见，才是现实对社会科学研究最需要的。 西方经济学发端于西方科学的机械论，它与19世纪达到顶峰的古典力学的背景有广泛的联系。所以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充斥着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就不奇怪了。应该指出，抨击政府失灵而推崇市场和抨击市场失灵而推崇政府，这两种观点貌似尖锐对立，其实在“非此即彼”上完全是相同的机械论思维方式。 重视科学的经济学，目的是要揭示出一系列能够在经济现象范畴中运用的、一致而且普遍有效的关系，这一点仍然要坚持。问题是，西方科学的机械论果真代表普遍真理或规律吗？如果不是，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取代古典力学并为现时代需要提供理性洞察力的新科学？这是允许超越市场或政府的狭隘概念，走向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论所绝对必需的。 在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中，只有马歇尔最早意识到经济学家真正向往的目标应该是生物学而不是力学。在这方面，我感到古典力学的衰落和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上升是不可能不触动传统经济学根基的。近半个世纪来，这门新科学正在实现知识从动力学向热力学、从热力学向生物学的过渡，系统展示了：(1)两种结构(“活”的结构和“死”的结构)；(2)两种组织(“自”组织和“他”组织)。既然如此，我们有理由对那种囿于力学决定论的机械思维方式表示怀疑，代之以科学的辩证法思维方式。事实上摆脱了信誉不佳的机械主义，我们发现，只要做到了“有机结合”，就会如“活”的结构、“自”组织及生命现象所呈现的那样，有序和效率可以两全。 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寻求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地消除宏观和微观的摩擦，使组织和效率相互兼容、相互结合起来的新体制，历史才能跳出像钟摆那样在两极(要么自由主义或要么国家主义)之间周而复始的周期律。就此而言，我们要直面新自由主义，特别要对新自由主义在“政府失灵”上提出的种种诘难，通过理论建构做出正面回应。对“自由放任”的“祛魅”，“政府不失灵”的说服力远比解构或批判来得大。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不会自发形成的国度里，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仅仅限于解构或批判，终归难免皮相。鉴于此，我们要通过理论建树明确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机制和运行逻辑做了精细研究，而凯恩斯主义失灵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忽视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是脆弱的②，那么如何才能匡正方法论个人主义？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继斯密之后再次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国家干预是有成本的，不是免费的午餐，那么政府何以和如何比当事人能做出更好的理性决策？第三，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干预不仅可能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会产生寻租行为，那么政府怎样才能很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③ 二、本真地看待人类理性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架构之一，以“理性的”、追求最高效益的个人作为研究实体分析集体行为，这也被称为“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1776年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是这样论述的：“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