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6—0072—08 一、政治哲学的复兴 1959年，时年60岁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施(Leo Strauss)出版了主标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的首篇论文即是与之同名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为了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让我们追随斯特劳施并进入政治哲学的思想语境。斯特劳施的实质性的开篇叙论如下： 自诞生于雅典以来，政治哲学的意义及其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始终是明摆着的，直至今日。所有政治行动都有自己的目标，要么是维系，要么是改变。当想要维系时，我们希望阻止向着更坏的方向发生改变；当想要改变时，我们希望导致更好的结果。因此，所有政治行动都受到某种关于“更好”和“更坏”的思考的引导，而对“更好”(the better)和“更坏”的思考就意味着对“善”(the good)的思考。通常，引导我们行动的“善”的意识具有意见的特征：意见经常不受质疑，但反思会揭示出意见是可受质疑的。可见，所有政治行动在其自身中就有对“善”的真知的向往，亦即对什么是“优良生活”(the good life)或“优良社会”(the good society)的真知的向往。[1](P.9) 斯特劳施接着说，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以真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伟大目标，正是这些目标才能够使人突破狭隘的自我并从这种突破中得到提升[1](P.10)。但这些伟大的目标并不外于政治事务，因为，政治事务总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对“善”或“正义”的向往，并总要受到以“善”或“正义”称谓的标准的评判。斯特劳施强调，政治哲学要想不与政治事务相分隔，就必须致力于获得关于“善”或“正义”等价值标准的真知[1](P.12)。 斯特劳施关于政治哲学的本质的论述，与那个时代大行其道的实证主义格格不入。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证主义要求只能立足于逻辑的真理标准与经验的真理标准去检验哲学陈述或哲学语句是否有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把千百年来争论不休而又无任何进展的形而上学问题作为伪问题而加以拒斥。凭借经验主义的“剃刀”，哲学实证主义者不仅希望能够清扫出一个干净而清晰的思想世界，而且希望弄清这个思想世界与由科学揭示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毕竟，在哲学实证主义者看来，人的存在及人的思想都是能够得到科学证明的自然演化的环节和结果。这就意味着，哲学实证主义以拒斥“物质—精神”、“身体—心灵”、“自由—必然”等二元论为己任，力图从哲学的高度和无异于科学的视野去实现自然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和解。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致力于研究和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实证主义仿效自然科学，认为只有关于经验事实的问题才可能得到科学的处理或解决。这种仿效自有其深刻的理由。首先，基于数学和实证而诞生的现代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开天辟地的精神成就，从而使人类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具有了奠基于重复检验和超前预见的结构性的累积和进步。其结果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拷问下，在实证研究的指引下，人类祛魅了自然世界的秘密并将之作为规律而予以了合理化的解释。祛魅和去道德化是科学理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是判断科学时代是否到来的基本标准。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实证主义以人类社会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抗拒整体化的思辨，强调各研究领域的智力劳动分工，强调对经验事实的逐步发现和能够累积的点滴进步。政治科学作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支，致力于道德中立地描述和刻画各类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致力于发现各种政治行为及其产生原因的内在关联或规律。政治科学家反对就政治和社会事务作宏大叙事和道德描述，他们相信，唯有对各种政治行为实施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才可能发现变量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政治规律。“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要求奠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真理观：在以数学或逻辑为代表的形式化的符号体系之外，唯有关于经验事实的陈述才可被赋予“真”或“假”的值，换言之，包括道德要求在内的价值陈述或价值立论既不可能真也不可能假。当然，不具备“真”、“假”值的价值立论并非没有意义。艺术也不具有哲学实证主义界定的“真”、“假”值，但没有任何实证主义者或科学主义者能够否认艺术的意义。正像实证主义者不会否认艺术的审美价值或意义，实证主义者也不会否认道德的生活价值或意义。然而，当实证主义者以数学、逻辑和科学的真理模型去否定价值领域蕴涵真理的时候，这种否定必将通过自身的运行展现其局限并被自身所否定。 斯特劳施敏锐地洞见到了实证主义运动所展现的思想局限，他说：“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我们越是严肃，我们就越会在自身中发展出一种漠然对待任何目标的状态，或可将这种状态称作无根飘浮的虚无主义。”[1](P.19)斯特劳施不是说社会科学家没有自己的研究目标，而是说，严格遵循“价值中立”的研究目标只可能是琐碎或虚假的目标。斯特劳施进一步质疑道，如果严格秉承“价值中立”原则，我们甚至不能说社会科学本身是有益的或好的。如果不能证明社会科学本身是有益的或必要的，就不得不承认，社会既可以支撑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同样的权利和理由压制起干扰、颠覆和腐蚀作用的虚无主义的社会科学”[1](P.19)。斯特劳施讽刺道：“然而相当奇怪的是，我们发现社会科学家急迫地‘贩卖’社会科学，也就是说，他们总想证明社会科学是必要的”[1](P.19)。由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目标是以否认价值领域的真理而求取经验领域的真理，想要证明这样的社会科学总是必要的，就是想要同时证明：经验领域的真理是好的，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所揭示的社会领域的真理是好的，被这样揭示出来的真理越多越好。然而，要确证上述任何一个立论，都必须以突破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为前提。面对实证主义的根本缺陷，斯特劳施从四个方面予以了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