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4)03-0059-05 在“70后”女作家中，戴来无疑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化品质，这不仅在于她自觉超越自身的生命体验，观照、理解、展现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观和精神状况，更在于她的小说，是一种“灵魂的叙事”[1]。不过这一灵魂叙事被戴来彰显于日常生活尤其是爱欲书写中，颇具“道成肉身”的意味，可谓风景别样。拨开戴来小说重重情爱迷雾，敞亮开的是生命与存在、爱与真、自由与关怀等人类灵魂的内核，她的写作根旨，也便成为对人类灵魂内核的诸种演绎。 一、生命伦理叙事：揭示生存病相，叩问存在 戴来曾说，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戴来小说致力于揭示居于社会边缘的人群的生存病相，她的笔触深入到现代人生存的缝隙之中，以其灵动、微妙、细腻而又丰富的个人化叙事姿态，对现代人的病态生活及其精神境遇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在艺术地呈现现代人孤独、茫然、焦虑、空虚、荒诞的精神景观的同时，叩问存在。 戴来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颓然的城市“游荡者”，他们困顿于当下的生存状态，对人生、对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缺乏严谨的生活态度。他们游离于常态生活之外，以特别的方式生活着，如自觉或不自觉地逃避社会、家庭、婚姻；或盲目地折腾、失败地反抗、无原则地忍受；或发呆、独坐、睡觉；或偷窥、偷情、游荡、失踪；等等。茫然、焦虑、空虚、失败、无所皈依是他们普遍的精神情况。短篇《缓冲》中的卞通、《给我手纸》中的岑晟、《后来》中的“我”、《向黄昏》中的老童、《突然》中的老缪，长篇《缝隙》中的黄一丁、苏武，《练习生活练习爱》中的范典典，《鱼说》中的周密，《对面有人》、《还不到时候》、《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安天，无不是这些城市“游荡者”中的一员。戴来用细腻的笔触冷静地描绘了这些城市游荡者的生存状态，深刻揭示了存在的荒谬与虚无。如《缓冲》中的卞通被父亲指责为是天下最自私最没有责任感的人，不结婚不要孩子，不想也不愿对家庭、社会负责。从报社辞职后，他整个白天都躺在床上抽烟、听音乐、适量地喝酒，傍晚就慢慢步行去离家五公里的大公园散步直到公园关门再以更慢的速度步行回去。他可以和麦洁做爱、喝酒、说心里话、听音乐，但却不能谈婚姻、未来。他喜欢崔健用音乐积极表现出的那种消极、颓废和愤怒的情绪。当爱情渐行渐远、激情与理想成为时代的大背景，甚至拾回的流浪猫也全无征兆地死去、突然想在儿童节向倪一求婚却被告知她已离世，生的沉重简直要化为怒号，却被戴来以灵动的笔法在“啦啦啦啦”的歌声中和“报喜鸟西服，喜报千万家”的广告词里轻轻推开，一切存在的命理不过是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着，只要存在着就已是在某个途中了。小说用如散步一样的叙述让一种颓废的情绪在文本内外弥散开，宣泄出切肤的生存之痛和沉重的存在之思。 这些城市“游荡者”，有时也奋起反抗、挣扎。但这种反抗和挣扎，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消解，以残酷、荒诞或悖谬的失败告终，让人心灰意冷。《缝隙》中的黄一丁，可谓是“勇敢”的反抗者。怀着对如复制般日复一日死水样生活的厌倦和对意外的强烈渴望，他有了情人。当这种关系在经过三年的波动期后成了半死不活的婚姻大树的一个分支时，他“勇敢”地让妻子捉奸在床，充分享受了两个女人面对面的强烈视觉冲击后，他又一次成功逃离了让他厌烦的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包括对只比儿子大两岁的女店员马楠散发着青春气息和淡淡香水味的肉体的迷恋。马楠的突然失踪尽管让黄一丁两次如梦魇般身陷囹圄，但总有意外的机缘让他成功脱身。而最后在恍惚中走进陆蕾母子的生活，“使黄一丁觉得自己好像跑了一千公里，就是为了换个地方当丈夫和父亲，重新负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2]。《对面有人》更是呈现了一副日常生活中令人震颤的荒诞景象：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男人安天的日常生活被莫名其妙地偷拍之后以影像的形式流传网络，为了寻找真相和摆脱这种公共娱乐性，他挣扎、反抗，而这一过程却演变为他和刘末、丁婧、许晟、孙亦基三女一男之间病态的情感纠葛，以致最后安天陷入心灵的无望和虚幻的绝境。《练习生活练习爱》中，范典典用偷窥来对抗存在的虚幻、心灵的孤独，以他人来确证存在的真相，获得生存的意义，但却在窥视他人的同时，又被他人窥视，“偷窥者、被窥者在这里形成一种不分主客的客观存在，这种荒诞的存在关系在空间层面上消解了作为主体性人的存在真相”[3]。 昆德拉称小说是“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意思考”，“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4]。戴来的小说观未必是明确的存在主义的，但其小说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是超拔的。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即是对“自我”的本质的探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物质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失落的时代，价值的全面陷落造成了人的异化，种种异化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分裂和丧失，于是，生存悖谬成了无处不在的东西，空虚、绝望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感受。置身于世界的荒谬性之中，小说家所能做的，就是揭示它的荒谬性。戴来的小说，用日常生活叙事的形式，把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残酷地显示出荒谬、绝望的生存图景，向存在发问，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谁还在倾听这些存在的私语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抗议?”[5]戴来的不同凡响之处或许正在于她始终关注存在，在日常生活叙事中，解析人类灵魂内在的黑暗和疾病，揭示存在的冲突，追问存在的真相。这也是戴来小说所坚守的伦理立场。当然，戴来小说也写欲望，但仅从寻找刺激、猎艳、猎奇、纵欲等角度我们又很难解释戴来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无论是岑晨、黄一丁等的背叛家庭发生婚外情，还是周密与哑女疯狂的性爱，或老缪对女性乳房的注视，都难仅用消费时代的欲望故事来框定。实际上，戴来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绝望：人生的无意义、存在的荒诞、生活的庸常、生命的衰退、反抗的无效，等等。而戴来小说中的偷窥、偷情、逃遁、同性恋、婚外恋等非常态的生活，更确证了人类存在的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唯有付出变态的代价。这种变态地活着的代价，进一步暴露了物质主义时代人类存在的深渊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