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4)02-0114-05 河南作家邵丽的中篇小说《糖果儿》[1]，无疑是作家投入情感最集中的一部作品。这部被论者称作“自传体”的作品之所以汇集了作者全部的情感，是因为作品所述可能来源于作者的亲历实感。但是，这种亲历实感在进入作品或者说转化为作品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叙事方式，会成为作品什么样的血肉，甚至对文本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糖果儿》恰恰成了阐释这些问题的典型文本。 一、在场体验与文学叙事 小说叙事完全是以一种“在场”的“我”的身份，大致讲述了“我”的家庭或家族的故事。作品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自述”性的特点：“我喜欢五月……最重要的是我在五月，满地黄花的季节生出了一个女孩儿。……女儿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奖项，我平生最好的作品。”“我”从给我带来最多喜悦、最大骄傲的女儿开始叙事，虽然作者接着就设置了一段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横亘在作品叙事的路径之前，似乎在提醒读者故事的虚构性之存在，但真正的故事仍然是“我”及其家庭生活、经历、情感、牵挂等等。作品的基本构成表明，这是一个在场经历者的述说，“我”既是作者、叙述者，又地是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因为作品中既有关于“我”的描述，也有“我”活动的清晰明确的线索，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关系人，作品中的故事都是“我”经历的事件。在作者叙事和情感自白中，幺幺、敬川、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等是故事构筑的链条，叙事的基本要素。无论是幺幺、敬川，还是父母、公婆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因为他们是“我”的关系人，表现出在场的无距离叙事的特征。 诚然，文学作品存在着虚和实的构成，即使是实的构成也存在着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考察文学作品中的虚与实，当然不能仅看作品中设置了什么人物、要素、符号，还要综合考察作者的叙事和表达的口吻，情感流动的轨迹，人物活动的情理可能以及作品传达出的其他信息。《糖果儿》以第一人称叙事。通常而言，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叙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确立一个观察和表达的视角，我是虚拟的；二是我就是作品中实有的人物，是故事的经历者和参与者。《糖果儿》无疑属于第二种情况。这从作者的情感投入，作品叙事表现的症候和信息可以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得到。毋庸置疑，邵丽是一位情感丰富，甚至情感依赖的作家，这当然也是女作家独具的优势。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生活内容，这些生活经历和内容都可能成为作家创作的参照和素材；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感受，这毫无疑问是作家创作最直接的动力源。《糖果儿》的作者生活中经历了一些变故，或者说产生了某种故事性的生活真实，这些变故冲撞着作家的生活，促动着作家对世界、生活的感受，当然也荡涤着作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对于作家而言，这种在场体验和真情实感常常成为创作的爆发点。但是，文学创作不是简单的生活记录，特别是叙事性的小说，其核心要素是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这就需要让经历、故事、生活真实经过必要的发酵，再由作家提炼、创造进而转化为文学叙事。 “好作品都是由作家的血肉写成的。人物的精神身躯中一定有作家的血液奔流，人物的命运跌宕中，一定有作家的泪水飞溅”[2]。作家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充满着真情、真爱，正因为如此，当家庭出现了未曾预料的变故，这一未曾真正纳入作家文学关注的领域成为她眼前的困惑，成为生活旅途的阻碍，甚至成为需要文学解说的问题。作为官场中人，作者的丈夫未出事之前，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是完整的，是一种正常状态，不需要为之纠结。但现在，家庭的完整、稳定出现问题，“我”及其家庭的生活状态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就需要对生活进行新的认识和体验。关键是，这种亲身经历和体验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糖果儿》的故事比较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我”的丈夫在官场突然出事，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错愕、手足无措。朋友、亲人的关注、安慰都不能让“我”静下来。女儿在外地上学，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不顾一切地出门，挤上出租车和火车，“我那时只有一个信念，找到我的女儿，我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要和她待在一起”。但这不是小说故事的全部，充其量是小说故事或叙事的线索。其实，作为文学叙事，人们(读者)对“官员出事”这样的文学冲突有更多的期待，读者期待着作者沿着这一线索演绎出更多的故事。但是，作者恰恰在这里把线索储存起来，把紧张的气氛转移出去，然后真正静下心来，开始另一番别样的叙事。 《糖果儿》的故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当下性的故事，包括敬川出事，“我”的文学活动，幺幺的活动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二是过去时的故事，包括“我”的经历，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等经历的故事。这些都是具有真实性质的故事。三是虚构故事，即作品中穿插在作者叙事中的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当下性故事是与作品原发线索联系最紧密的故事，也是最有故事性的生活情节和矛盾冲突。这里，作者完全可以撷取以“我”，特别是以敬川出事为关键点的生活情节和矛盾冲突，展开更开阔、更丰富的叙事，让作品产生更多的跌宕和起伏。作者此时转移了线索，对叙事简化处理，体现着作者的用意和策略。我们知道，“官员出事”是非常具有轰动性、故事性的社会事件，它的连续发酵，直到尘埃落定，得出最终的社会结果，形成的冲击波在社会层面具有强烈的穿透性，而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具有毁灭性。且不说作者能否驾驭这种复杂事件，也不论对这种事件在作品中如何评价，单就事件对家庭和情感的摧残，考验着人的承受底线。作者堵住了线索的蔓延，使敬川出事不再蔓延故事，个中缘由读者应该能够明白三分：作者(即“我”)作为故事的当事人，与事件及其核心人物敬川直接关联，“我”既难以把握事件的发展，更难以对事件的是非曲直做出泾渭分明的评判，倘若直面事件，这种无距离叙事对作者无疑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作者这种处理办法，避免了故事的复杂化，增强了叙事的易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