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勃洛克》是托洛茨基所著《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托洛茨基在时代变革的辩证认识中，肯定了勃洛克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这位表现前革命时期特有习俗和节奏的作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尤其关于勃洛克代表作《十二个》价值与意义的探究和发现，体现出托洛茨基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成熟的政治意识。此书对鲁迅影响深远，可以说鲁迅后期思想的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的许多见解均与之相关。1926年，鲁迅为北京大学俄语专修科学生胡斅所译《十二个》校订，并亲自翻译了《亚历山大·勃洛克》放在诗的前面，又作《〈十二个〉后记》加以解释，这是《文学与革命》部分内容在中国最早的翻译。1927年傅东华翻译了全文，由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连载。1928年韦素园、李霁野再次翻译，以未名社名义出版。1960年王凡西又根据1957年9月纽约罗素书店出版的英文再版本全译。其后王士花根据内村刚介版本译出，晚近还有刘文飞、王景山等人的译本。未名社发行的译作大都出自鲁迅和他当年所培育的文学青年之手，他们的译本在接近鲁迅1920年代对苏俄文艺态度方面具有很好的参照性。王凡西早年留学苏联，拥有较为完整和丰富的认知托洛茨基的文化背景，颠沛流离的生涯中矢志不渝地关注和研究托洛茨基主义，本着对托氏虔敬的信奉和中国革命问题深入的观察，王凡西重译《文学与革命》，王译对原著的尊重和对历史的透彻使得其书在知识体系、现实视野上富有无可比拟性。故而，本文采用韦、李版本，王译版本与鲁迅所译《亚历山大·勃洛克》作对照，以期把握鲁迅翻译的特有方法和原则，以及翻译式样背后所隐藏的思想矛盾与整合情况。 《文学与革命》是一册循序渐进地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形成、本质以及方向等问题的著述，第一章谈前革命时期的艺术，第二章介绍“同路人”文学，接下来就专章研究勃洛克。作者起首便承认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但并未因此降低对勃洛克的评价，反而从勃洛克象征主义的两重性，勃洛克进入革命的方式，书写革命的策略，表现革命的手段等多个方面讨论了勃洛克的时代意义。托洛茨基把握写作对象的这种平等观念和整体立场唤起鲁迅的“旧营垒”身份认同不容置疑，但鲁迅的翻译中却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对好恶的显现和遮蔽，逐一来看： (鲁译)勃洛克是知道智识阶级的价值的——“无论怎么说，我在血统上也还是和智识阶级连接着，——他说，——但智识阶级总常被放在束缚的纲中。”① (韦、李译)勃洛克知道知识阶级底价值：“我也一毫不差是知识阶级底有血统关系的亲属”，他说，“但是知识阶级常常是消极的。”② (王译)勃洛克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终归还是知识分子的血亲，但知识分子从来总是否定的。”③ 对比之下，三个译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束缚的纲”、“消极”和“否定”。翻译的年限越往后，可参阅的版本就越多，韦、李和王凡西应该都熟知鲁迅的译文，但却都未使用“束缚的纲”类似词语，反而选取了接近的“消极”与“否定”，后者词性所含贬义色彩，且批判程度强于前者。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勃洛克既自知个人所属阵营，同时又对其进行评判。鲁迅所译的勃洛克并没有彻底地抨击这个与自己关系紧密的阶层，而着意指出这个群体先天的不自由。那么，勃洛克究竟看到了智识阶级的哪些桎梏?——“风呀，风呀!/人的脚都站不住……滑呀，难走呀/每个行路的人/都会滑倒”，这是《十二个》里的诗句，对风和雪的感受在同年写作的《俄罗斯和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得到阐述，“革命，像大旋风，像大飞雪，永远带着新的和出人意外的事物，它残酷地欺骗了许多人，它轻易地在自己的漩涡中损毁了有价值的人，它常常把没有价值的人带到陆地上来而不受到损害。”④勃洛克作为智识阶级的一分子感受着革命，体会到革命巨大的挟裹力，这力既是摧毁朽坏旧物的利器，也是不能商量不可回避的指令，一旦卷进那洪流便只能顺从革命的节奏。智识阶级的先锋性决定了只能受此约束，由诗印证：勃洛克的束缚感即为革命开启之后的直观情绪。 是否可以认为鲁迅也因为感知到勃洛克的困境，所以采用了“束缚的纲”的翻译?确实如此。我们知道，鲁迅在1920年代初期谈论革命大都不是指代切切实实的社会革命，那他内心的束缚感究竟因何而起?换句话说，鲁迅借勃洛克之口说出了智识阶级的处境，他怎样“总常被放在束缚的纲中”?与“束缚的纲”相对的即为反抗，鲁迅对于反抗有过表白，“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他自己解释为“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⑤那就可以知道所谓束缚一定不是身外的牵制，而在于内部的挣扎。鲁迅在翻译对象那里投射翻译主体的精神写照，可以从当时他本人在思想、情感、历史、时代等多层面所受的束缚来解读。在思想方面，鲁迅受到“灵魂里有毒气与鬼气”⑥的束缚，老庄与韩非对鲁迅来说都是塑造他的资源，鲁迅在更为古典意义上接受了思想的规训，而他则需要用这种精神的内质来做吸纳新思想的基础。讲出这个心理真相的同一天(1924年9月24日)，他写作了《影的告别》与《求乞者》。两篇散文诗一则剖析作者的思想暗影，一则对他个人阴影的否定以及在此暗影之下生活方式的嘲讽和拒绝，字面背后隐含着无法安放的主体自我斗争的荒谬感和虚无感。在情感方面，鲁迅认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爱被伦理道德诓骗为一种畸化的牺牲或报酬时，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弱化与消解。无论是父与子之间，还是非血缘的相识关系，他都希望“‘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⑦抑或如过客，既不带走小女孩的裹布，也不接受老翁的挽留，但是拒绝布施的独自远行使他面临人群中温情与恩义的缺失。在历史方面，鲁迅家庭出身和情感出身的分裂使他在更激进的情势下理解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相互制约。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我(指鲁迅——引者注)除‘本阶级’，即小资产阶级或‘封建残余’外，比较熟识的，还是农民。但也已经长久隔离了。现在如再去接近他们，他们会用特别的眼光看我，将我隔离起来了”。⑧也就是说，鲁迅心底深处是洞悉这种区别的，而且在《故乡》中已经有了暗示：“我”是“辛苦辗转而生活”，闰土们是“辛苦麻木而生活”，同为辛苦，“我”所代表的智识阶级和闰土代表的无产阶级在生活的心态和形态上已做出区分。在时代方面，尽管十月革命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对1920、1930年代新兴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形成巨大的辐射力量，以俄为师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第二轮思想输入的浪潮，但对鲁迅而言，新的思想的共鸣一定要从生命实践中迸发出来。既然从地理空间上远离革命漩涡，从信息接收上错位革命潮流，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缺乏直观体验，也就无法据此准确判断和调整个人革命策略。以上列举的这些束缚，大都是鲁迅屡屡提及，或者由他的文章反映出来，有的来自翻译主体的身份局限，有的根源于客观条件的拘束，这种束缚之力是普通新青年或同时代知识分子难以想象和体会的。韦素园、李霁野和王凡西都不是在鲁迅的立场上感受中国智识阶级面对革命而生成的矛盾，他们用了一种外在的评价术语“消极”和“否定”，潜意识里承认了勃洛克的落后而做出检讨。鲁迅对革命的渴求、奉献以及身在其中受到的阻碍，使他应用了“束缚的纲”这样具有属己性质的语汇，试图诉说的是个人投身革命的努力尝试和无奈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