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2-0148-08 一、现代文学史学科尚未成熟 如果从胡适1923年刊载于《申报特刊》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单行本)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算起,则已有了80年的历史;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开明书店1951年;下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也有了60年的风雨历程。对于一门业已存在数十年的学科而言,诚如严家炎早在1995年所指出的:“我们的学科不再年轻。”[1]就物理时间而言,“我们的学科”的确已“不再年轻”,学者们当年信心满满地宣称:现代文学史学科“正在走向成熟”,但放在18年后的今天来考量,依然无法得出“现代文学史学科已经成熟”的结论,因而有了现代文学史观的“盛世忧思”[2]。 让我们回顾一下现代文学史学科“正在走向成熟论”的理据:“如果说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做是学科将进一步发生全面空前的变革的一个序曲,那么,‘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更是一种催化剂,使这场变革势在必行。一旦真有一批学者能打通起来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包括它的重要文学现象、重要文学思潮和代表性作家作品)下功夫进行一番较深入的研究,一旦真有这样一批成果出现,突破就很有可能较快到来。”[1]这段论述,是对“我们的学科不再年轻,它正在走向成熟”这一论点的展开,显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修撰,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学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的衡量标准。事实上,在1995年之前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的文学通史,已有张毓茂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乔福生、谢洪杰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顾圣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1995年以后,有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年),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皮述民等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97年),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黄修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唐金海、周斌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东方出版社中心2003年),李平、陈林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顾彬著、范劲等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其中大部分作为高校中文系教材使用,应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无论从概念还是内容来说,都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一系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修撰出版,就标志着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吗? 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就规范意义而言,理论建设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决定其专业合法性存在的主要依据。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即使建立起专业化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其在学科体系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3]也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熟不但牵涉到学科时间的长短、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寡这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这一学科研究成果的内部质量和总体研究水平的高低。同时,具体到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是否在学科史料方面完成了伟大而系统的工程,是否形成了从事本学科研究必须遵循的学术研究范式,更是衡量这一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4]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总体研究水平,并没有一个量化的评价标准。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与其穷尽诸种标准,进行诸多方面的考评,不如考察该学科是否还存在着指导理论不尽成熟的地方,或者是否还存在着较大的研究视野盲区。如果没有,则该学科是相对成熟的;如果还存在,则该学科就是不成熟的。现代文学史学科还存在着种种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问题,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现代文学史的观照视野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方法的应用领域问题,现代文学家的历史评价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结构的设置问题,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评价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问题等等,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共同接受。按说一门学科内部,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和观点表达,但似乎还没有任何一门其他学科会像现代文学史学科这样“众声喧哗”,这样“莫衷一是”,这样“天翻地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正是现代文学史学科内部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表现。 纷纭乱象的背后,其实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 二、现代文学史修撰的四个阶段 90年来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3年到1949年,是“中国新文学史”阶段;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85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阶段;第三阶段从1985年到2001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阶段;第四阶段从2001年至今,是“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阶段。这种四分法,其实只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划分法,并非绝然的“命名”上的划分。在前三个阶段中,“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修撰,在新/旧、现代/前现代、现代性/反现代性等二元对立的述史架构表相之下,隐含着撰史主体深固难徙的选择偏向上的“一元性”。而在第四阶段,现代文学史修撰才开始呈现出多元性的样态和风貌,但这个过程还远未完成,文学史观的偏颇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