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1-0183-05 一、近代中日文学交流与《辽东诗坛》的创刊背景 无论是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还是在这一体系被打破之后的东亚国际秩序当中，对于中国来说，日本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近代以来，随着中日国势的降升，中日士人间的交往也出现了本质的变化。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此后，众多日人来华，他们的游记记录了中国的落后与丑陋，促动了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至甲午一战，中日关系彻底逆转。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1]日本“雄视东方”的事实，让中国朝野上下不得不向日本学习，张之洞、康有为等洋务派、维新派人士纷纷主张派遣留日学生，掀起了一次留学日本的高潮。日本国内虽也有人坚持“中日文化同一”论，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战争的胜利更将日本整体上带入了“蔑华”时代。[2]实藤惠秀即认为： 大体上说，过去一千多年的日本文学都一直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从188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以前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文学又重新影响日本文学。[3] 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①实际上，若不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学科划分为壁垒，整体考察甲午战争后现代中日文学的交流，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靳丛林认为中日文学交流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逆差”，他曾引述丸山升的话：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那研究有一种主导性的倾向，就是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而没有面向现代文学。这一倾向大约持续到战后。其主要原因如下：(1)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敬意，多半是和有着思想背景的对儒教的肯定密不可分。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从对传统，尤其是对儒教的批判为出发点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是被视为异端的。(2)在现代日本，近代中国只具有作为没有经济市场的政治军事扩张对象的意义，难以培育对其文化的正常的关心；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同这一倾向并不矛盾，毋宁说是与其胶着，给其以补充。(3)日本有一种倾向，即自古以来创始的汉文的独特读法，亦即将中国的文言文多少有点强行置换日语的训读，这在日本的学院派中是主流，现代中国语仅仅是为了满足贸易、军事上的需要。和这互为表里的是中国语学科学研究的落后。[4] 丸山升的论述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所谓现代时段上，日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关注并未因两国国势变化而改变；二是与在现代时段上中国学界倾力于“现代文学”不同，日人的关注点在现代时段的“古典文学”；而尤其要注意的是丸山升对其中原因的分析：在现代时段上的日本意识中，“近代中国只具有作为没有经济市场的政治军事扩张对象的意义”，这与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敬意是“胶着”一起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在古典文学领域的频繁交流及日人在这一交流过程中的心态具有重要的启发。 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依循所谓“大陆经略政策”[5]，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建立起庞大的势力。《辽东诗坛》的创刊既与日本的扩张政策相关，也与此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所代表的古典文学与文化存在的浓厚兴趣有关。在扩张政策的支持下，1870年代兴起的来华游历之风，此时仍盛行不衰，同时又有大量的中国文人赴日游学，这极大地促动了两国文人的交往。这成为《辽东诗坛》出现的重要背景。 《辽东诗坛》杂志1924年10月创刊于大连。其时，日本经营大连已近20年，日人侨居大连者日众，其中不乏精通汉学、汉诗的文士。《辽东诗坛》的主要创办者田冈正树1903年来中国，先就职于上海东亚同文院。在《辽东诗坛》第20号起连载的《长安纪行》中，他自述：“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余时就聘于陆军学堂。在保定府以暇时为出游，以恣游观。先是四十一年一月以年假游开封洛阳，同行者为陆军多贺少佐，黑川大尉。是岁年假又游西安，同行者为农物学堂高桥，师范学堂柏原两教习”[6]。其在《燕齐游草》小序中又说：“大正八年十一月，自大连启程。海路抵青岛，更由胶济铁路。小住济南数日，并游泰山曲阜等处。遂经天津赴燕京，勾留十余日。十二月上浣，由京奉铁路起行。下车榆关，游览一日。过沈而归焉。”毕乾一在序其《燕齐游草》时则说：“田冈先生者，东瀛名宿，而兼通中外学说者也。就任满铁西席，来连埠者，今既十年矣。”1926年，田冈正树遍游蜀湘吴楚。这种在中国内地广泛游历的经历，使得田冈正树与众多的中国文人都有交往，并对中国文学兴趣日浓、精研日深，积累了深厚的汉学功底，为当时旅居大连日本文士之领袖，始终是《辽东诗坛》的核心。 不可忽略的是，《辽东诗坛》从创刊伊始就有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的背景。田冈本人具有典型的“东亚一体”思想，作为资深的汉学家，被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设立的侵华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聘为顾问，而《辽东诗坛》背后的浩然诗社中人，有很大一部分为“满铁调查部”的成员。[7]考察《辽东诗坛》上的中日古典诗歌交流，若没有这些底色，便难以有清楚的认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