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抗战胜利后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文艺复兴》近年来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是《文艺复兴》发表了丁玲、刘白羽等解放作家的作品。以往研究者将这一现象或者视为主编郑振铎与李健吾兼容并包的编辑理念和气度的表现①，或者视为中间杂志要在上海福州路文化市场的竞争中“出奇制胜”的生存策略②。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文艺复兴》的理解，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四十年代后期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传布对《文艺复兴》等中间刊物及广大民主主义作家的规约，从而高估了《文艺复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延安文艺精神对《文艺复兴》的渗透与规约，除了发表某些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还涉及一些更为隐秘也更为复杂的问题，譬如，战后重庆左翼文学界内部整肃内容的传布，郭沫若在上海作为延安文艺精神代言人的角色扮演，胡风的“左倾”青年朋友们在对李健吾等中间作家的批判中发挥的作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细致辨析不仅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价《文艺复兴》，也能增进对文学转折发生过程的深入了解。 《文艺复兴》是日本投降后上海出版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从最初的动议、编辑人选的确定、出版公司的联系，到正式的创刊，几乎由郑振铎一人操办。从刊物创办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郑振铎希望把《文艺复兴》办成一份与政治无涉的纯文学刊物。 抗战胜利初期，郑振铎一度出现过远离政治的念头。这缘起于他在8月22日《中华日报》上读到的两份公开发表的电报。电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提高对内战的警惕性。③郑振铎反应强烈，“觉得‘政治’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为是”，并把这段真实的心情写入了日记。④他的“本行”无非是图书文物，编辑出版，学术研究等，创办《文艺复兴》便是他的本行选择之一。 1945年10月6日，郑振铎为创办《文艺复兴》在家请客，到客均为熟友，有文学研究会旧友顾一樵，多年知交蒋复璁，国立图书馆同事钱钟书，《周报》主编唐弢、柯灵，以及李健吾、陈西禾、王辛笛、张芝联、颜振吾、徐森玉、沈仲章。尽管某些客人有明显的政府官员背景，如顾一樵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蒋复璁时任教育部京沪特派员、国立图书馆馆长，但此次聚会“与政治无关”，宾主相谈甚畅，不仅商讨了刊物的名称，郑振铎还向在座约了稿。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没有邀请夏衍等在沪的左翼作家赴宴。 事实上，战后左翼人士与郑振铎有较多的接触。8月30日，生活书店的陈伯昕邀请郑振铎出面主编中共支持的《民主》周刊，具体编辑工作则先后由中共党员蒋天佐、艾寒松、董秋斯担任。⑤9月23日，郑振铎接受经夏衍转达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委托，负责在上海领导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文协”委以“肃奸”重任，固然是对郑振铎在沦陷时期艰苦卓绝精神的肯定，但同时也是抗战胜利初期共产党在上海争夺舆论阵地、开展统战工作的一部分。⑥在此期间，夏衍与郑振铎多次谈话，“分析了战后的形势，传达了中共的方针、路线、策略等”⑦。 但郑振铎创办《文艺复兴》之初，并没有考虑中共的文艺方针与路线。杂志取名为《文艺复兴》，寄予了郑振铎对文艺之于新中国建设的厚望。在战后写的第一篇文章《论新中国的建设》中，郑振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想了中国复兴的全面建设方案，创办《文艺复兴》这样一份专门的文艺性刊物，是他的“新中国建设”构想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在1946年1月10日创刊号上，郑振铎发表《发刊词》，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定位为“人的发现”，号召文艺作者“不仅要承继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不难看出，《文艺复兴》的文学理念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的伦理主张，“文艺复兴”的提法则与战后平津一带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文学实验遥相呼应。⑧ 《文艺复兴》的经济来源是钱家圭、刘哲民创建的上海出版公司，“所谓‘公司’，其实人数寥寥，全是几位相好而已”。而作为一个大型文艺月刊，《文艺复兴》也没有编辑部，郑振铎负责文艺理论的编辑，李健吾负责创作方面的编辑。郑振铎邀请李健吾共同主编《文艺复兴》，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李健吾有丰富的人脉，“思想上中间偏右，可以团结广大的投稿人和读者”⑨。《文艺复兴》的大部分作者是郑、李二人的朋友，尤以孤岛和沦陷时期留居上海的作家为其中坚，他们或先或后均与郑振铎或李健吾有过或深或浅的交谊。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友朋情谊，使《文艺复兴》有一种志同道合近似“同人杂志”的意味，在艰困的经济环境下仍为读者奉献了《围城》《寒夜》等不少优秀作品。 抗战胜利初期，郑振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时评文章，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缔造自由民主的中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民主斗士。⑩正如李健吾所言，郑振铎“是党的一位难能可贵的统一战线的非党员的义务工作者”，也是中共地下党一直努力争取的“工作对象”之一(11)，被共产党视为可以倚重和利用的重要力量，为战后初期无法顺利在上海打开舆论宣传的共产党另辟了言论渠道。但是，政治道义上的担当与文学理念的选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文学观念上，郑振铎与延安革命文艺精神并不一致。就《文艺复兴》的整体面貌而言，不论是发刊词对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的追随，还是所刊作品的基本情调，都与革命大众文艺有一定的距离。然而，随着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秘密传布，《文艺复兴》也无法避免左翼革命文艺精神的渗透和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