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3-0013-07 “十七年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作一个自然时间的发展段落和不证自明的分期标准，通常是指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时期的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样式。然而，检视这一习以为常的说法却很容易对附着于其上的所谓客观性质产生质疑，正如杜赞奇所指出的：“每一个分期都是时间分成阶段，其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历史哲学，能够揭示某一历史时期的真理，或能‘最有效地’解释历史材料，并可相应赋之以名的分期原则可被称为强势原则，我们可以将其置于造就世界及价值观的知识系谱中理解它所起的作用。”[1]这也就提醒我们，“十七年文艺”的生成、演变与重构必须放置在历史语境中才能够真正得到理解。 一 被规划的“十七年文艺” 通常认为，第一次文代会“以其全局性的整合、规范与指引功能，成为‘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的行动纲领”[2]，而周扬在会上所作关于解放区文艺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则奠定了这一行动纲领的基础，其中把“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伟大开始”追溯到毛泽东讲话以来的解放区文艺，认为在解放区，“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并断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3]解放区文艺方向和毛泽东指导思想的确立显然宣告了左翼文学的全面胜利，但周扬这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在今天看来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建国以后文艺发展的道路自此已经开始形成“一体化”的格局。不过，正如洪子诚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是，‘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从一开始，便不是个在观念上和实践上一致的统一体。从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到40年代对‘论主观’的批判，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左翼’内部争夺‘正统’和纯粹的名分与地位的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比与‘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稍有逊色。”[4]也就是说，这些冲突并不因为左翼政权的确立和巩固而自动消失，不同的派别都在努力想象和建构自己的文学形态和实践规范并试图在变动不居的政治形势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建国初期，对即将展开和正在进行的“十七年文艺”的建构事实上有三重因素的参与：第一是毛泽东本人的文化想象，第二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即周扬等人的阐发和贯彻，第三是来自于左翼内部不同派别的试图介入。后两种因素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从属，在力量对比上并不存在也不足以形成对毛泽东权威的抗衡，但是由于不可能与毛泽东的设想保持绝对一致，在理解和实施上难免存在背离和偏移，多少扰乱了毛泽东的文学想象，从而导致了“十七年文艺”在融合与冲突中呈现出多重的张力和复杂的场景。 无论如何，在“十七年文艺”的开展中，毛泽东的作用是最为主导的。可以观察的是，与毛泽东的规划和想象密切相关，“十七年文艺”经历了从“人民文艺”到“无产阶级文艺”这样一个不断走向理想化和纯粹化的过程。本杰明·史华兹在论述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时说：“‘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在儒家思想中，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历经千载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民间经常表达出平等的思想，要求满足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通常爆发的起义，往往是由统治者的腐败、贪污和不法行为所致。在同外来的民粹主义接触之前，毛泽东就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5]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关注不仅构筑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艺立场和趣味。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而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6]这里的“人民大众”包含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无疑是出于战时动员的需要，事实上，毛泽东对于这个群体的态度始终是游移的。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与之相应的是在文化领域也同样要树立起劳动人民的领导权，从阶级上来讲，“劳动人民”的领导权显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到场的简短讲话中“人民”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7]3毛泽东没有对“人民”细加说明，但是其中包含了一个明显的区分，即“你们”/“我们”的二元对立，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一点无疑被忽略了，我们可以看到文代会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都多少涉及到了“人民”这一概念，基本仍停留在毛泽东以往的阐释之下，例如董必武指出：“现在我们的革命基本上已经取得胜利了，这就是人民取得胜利了，也就是工农兵取得了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的人民也取得了胜利。我们现在的政权构成，是以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广大的人民不像以前处于那种被统治地位，而是处于统治地位了，我谈这一点，为的是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个明确的方向。”[7]7所以，出于建国初期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的考虑，尽管第一次文代会产生了一个核心提法即“人民的文艺”，但是从一开始，“人民”的边界就蕴含着某种危机，并导向了后来包括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数次批判，在这个过程中，胡风、丁玲等人纷纷被“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