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由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促动了与之相对应的知识生产体系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而言，除了要面对中/西不同的知识生产状况和面向，还必须要解决由此衍生出来的古/今知识断裂/衔接的问题。如何在危机意识下重新整理“中学”的内在知识体系，重构“中学”与危机现实之间的回应性关系，构成了彼时中国知识界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在讨论近现代中国知识生产特点的时候，显然，除了需要着眼于知识界内部“学统”意义上的知识嬗变之外，由以新式媒体(报刊、出版等)为主体的文化传播机制的变革所引发的知识生产体系的变化，也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媒介即信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新式媒体的崛起倒逼了知识生产的更新，从而形塑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知识风貌。 本文将研究视角引向“商务印书馆”这一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通过考察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进程中介入作为“中学”主要载体的古籍的几种不同的面向，讨论“媒介变革”、“古籍整理”与“文化转型”这几者在近现代中国特定文化场域中的关系演变，从一个侧面清理“现代”知识/文化生产的复杂性。 一 作为文化政治的“古籍整理” 清朝中期之后，在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冲击下，随着“科举”这一活性的传统文化保存机制在1905年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伴随着西学强行楔入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中枢，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碎片化，与时代社会之间隔膜日深，逐渐沦为陈年故纸式的“古籍”，时人回忆道：“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①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生产体系内部，传统文化资源也日趋古董化、商业化，成为一种“脱序”的存在：“昔之藏书者，皆好读书之人。每得一书，必手自点校摩挲，珍重藏弆，书香之家，即以贻之子孙，所谓物聚于所好也。近来书价骤贵，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资产”。②由此，“古籍”表征出了“中学”在晚清中国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经由“现代”冲击祛魅之后的剩余物，古籍逐渐悬置在历史变动格局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上，却又无法再承担价值询唤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昔日文化辉煌的象征物，在殖民危机日益加剧的境遇中，古籍却又总是要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一种具有抵抗意蕴的文化存在，而需要承担其难以承受之重。古籍的这种内在悖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文化分裂症候。 如果将这一现象搁置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中，就会发现，在欧美列强这样的殖民宗主国那里，传统中国的古籍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孟悦就曾注意到，“古籍”被殖民者当作落后保守的中华帝国象征物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殖民者对于作为文物的文化典籍的掠夺意图在里面：“随着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国文物已经成为掠夺对象、无价之宝和殖民者取得文化权威的证据”。③何伟亚对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之于北京的掠夺研究更是表明，古籍和绘画等珍贵文物已经取代茶叶、物器甚至现金而成为帝国主义者首要的占有对象。④对精神层面上的“古籍”的蔑视甚至摧毁与对器物层面上的“古籍”的迷恋与掠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对于传统文明古国不无矛盾的文化殖民举动；同时也进一步加固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界在面对自身饱受重创的文化传统时难以抉择的心态。 在此情形下，20世纪早期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新式出版机构对于古籍大规模的保存、整理与辑印，就显得颇为意味深长。早在1903年，商务的主事人张元济便开始进行古籍珍本善本的搜集，此后更成立了涵芬楼，并使之成为当时古籍收藏的重镇。以涵芬楼所藏为基础，在1916—1938年间，商务就先后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0集51种)、《四部丛刊》(8548卷，2100册)、《续古逸丛书》(46种)、《四部丛刊初编》(8573卷，2112册)、《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册)等一大批大型丛书类的古籍，成为现代中国辑印古籍最为用力的出版机构。谢兴尧这样来称赞商务印书馆之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等古籍的辑印：“实自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而后，数百年来，无此大成绩也。”⑤ 如何来看待商务对于古籍领域的大力介入?应该说，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其对于古籍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兴趣，首先是与其主事人张元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和角色定位息息相关的。可以注意到，在传统知识生产体系中，“刊布古书”正是读书人播撒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张之洞就曾经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之一法。……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⑥搁置在这一脉络中，作为江南著名的藏书楼涉园的后人同时也是资深的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对于辑印古籍的热切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仍需注意的是，作为晚清最早主动接触西学的知识者之一，张元济同时也是当时难得的新旧兼修的知识者，他恰恰是在强调西学在济世层面上的重要性并因此大力提倡译介西学的前提下，才开始介入到古籍整理领域的。早在1896年，张元济就指出：“鄙意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⑦1908年，他又认为：“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⑧从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所挟带而来的文化冲击既给予了张元济这代知识者以知识结构上的重创，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中叶以降的经世致用潮流相汇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视野。在这样的层面上，张元济对古籍的识取，显然就不可能理解为文化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抱残守缺，而更应看作是其基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责任感的体现了，所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⑨因而“窃以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⑩在此历史使命下，作为知识者同时也是出版人，张元济认为保存古书是其毕生的事业：“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