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基本的常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似乎用不着经常去强调，不断来言说。其实不然。种种奇谈怪论不绝于耳，也因为文学创作者有意无意地轻视和忽略，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联，在观念上出现了某种干扰与阻隔，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某种疏远与脱离。这一切，都使文学与生活的问题，需要在多样的写法与多元的观点并行的当下，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再予重申和重说，以期引起切实重视。 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许多经典作家和文学大家都有精彩论断，要言不烦地阐明了文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鲁迅也曾说过：“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感到的，便影印到文中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毛泽东是从文艺的起源的基点上来说，鲁迅是从创作的发生的视角上来看，角度不一，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文艺立于生活，出于生活的原初性与根本性。这是规律之论，经验之谈，也是为丰富的文学实践所不断证明的根本性原理。 刘勰曾有一句名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此话在揭示文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文学与一定时代的生活的密切勾连。从文学的发展进程，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历史来看，文学总是跟随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时代情绪构成了一定文学的内在气韵，社会生活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底色。 在“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在政治化的社会背景和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所进取，总能有所收获，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牢记生活是创作之根、人民是文学之本这样两条基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当时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就在于这些年富力强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创作葆有人民性的两个方面，都具有独步一时的突出优势。吴强、梁斌、杜鹏程、周立波、曲波等作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与磨炼，对于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士的英勇性，都有着身临其境的深刻体味，他们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与切身的感受，首先“写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艺术提炼。可以说，他们是从艰苦的战争与战斗生活中滚打出来的，而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另有一些作家，从根据地时期起，就以介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深入农村生活，长期“泡”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尤其是变动的新生活之中，目睹了农村的新变，了解农民的心理，如赵树理、马烽、柳青、西戎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作农村题材驾轻就熟，而且有话可说，并以写作的方式和作品的样式，为新农村生活造影，为新农民形象代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在进行理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所以能在短时期内由“伤痕文学”开始文学创作上的复苏，也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直面新的生活现实，关注人民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学创作与时代情绪的联系与互动。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于无声处》、《丹心谱》为代表的话剧创作，在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同时，也让文学与艺术作品接触到地气、触及到人心。当时两位重量级评论家关于“伤痕文学”所说的两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朱寨的“从生活出发”，陈荒煤的“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上的伤痕”。这样两句话其实也是当时文艺界人们共有的心声的表达。此后的文艺创作，就是凭靠着“生活”和“人民”这样两个基本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开始了一个主潮接续一个主潮的波澜壮阔的持续演进，并以日益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丰赡发展，再造了当代文学更胜于“十七年”时期的新的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文化环境和文学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娱乐化的联袂而来和交织影响，使文学现状呈现出多而不精，繁而不荣的复杂状态，文学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生活为根”、“人民为本”的两个基本理念与理论要点，更显得极其重要。 目前，文学创作中最为需要的，是切近不断变动的新生活，直面日新月异的新现实，也即毛泽东在《讲话》里所提到的“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然而，实际的创作情形却差强人意。这些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包括一些获得全国文学奖项的小说作品，写底层苦难的，写蹊跷凶案的，写人情隔膜的，写人际冷战的，可以说比比皆是、琳琅满目。这样的作品单个来看，还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妥，但看多了并联系起来之后，就让人在冷冰冰又阴森森的阅读感受中，品味出一种失望，引发出一种悲观来。这种写作倾向，你不能说不真实，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让人总觉得多了一些什么，又少了一些什么。茅盾在比较两个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家时，说某作家是“微笑着看生活”，某作家是“皱着眉头看生活”。我们如今的许多作家，不只是“皱着眉头看生活”，而且是“阴沉着脸看生活”。从他们的作品里，很难感受到舒心的微笑和生活的温暖，甚至看不到摆脱苦难的出路和走出困窘的希望来。就整体的小说创作反映整体的社会生活而言，这不能说是全面的和客观的。还有那些出自于网络作家、流行于网络和市场的类型化小说，要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幻与仙侠，穿越与后宫，要不是猎奇斗艳的惊悚与灵异，盗墓与悬疑，与现实的社会人生没有任何实在的牵连。这些作品也不能说没有效用，但其效用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与宣泄、实用与消遣的浅俗需求，难以起到引领读者认知生活、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而恰恰是这种远离现实、脱离生活的作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流传较广，在青少年读者中影响甚大。前一种倾向的问题，在于作家在审视生活和表现生活时，缺少一种超越现实苦难的精神能力，缺少以理想人生和正面价值为主导的审美能力；而后一种倾向的问题，则在于干脆沉浸于知识的艺术想象，完全与生活不搭界，与现实不相干。说到底，都是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与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