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诗话与诗说分属二体 乾嘉盛世，学术发达，诗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从20世纪初期以来，日本和中国的前辈学者如铃木虎雄、青木正儿、郭绍虞诸先生等，以文学批评史(评论史)的新形式，对这一时期风行的格调、性灵、肌理三说进行诠释，建构起乾嘉诗学的骨架；加上稍前的神韵说，这四大诗说，即进一步形成了清代诗学的理论框架。这是极具现代学术眼光的。此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又有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等，直至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①，其中就乾嘉诗学部分而言，论述趋于细密，视野有所扩大，但都不脱这一基本框架和思路。 这样一种侧重论评和以概念为主建构体系的研究路径，无疑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流，体现了中西学术融通的价值，长期以来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但也毋庸讳言的是，它所关注和能处理的中国诗学这一对象，主要还只是其中的“诗说”这一部分材料，尚未能及于如“诗格诗法”、“诗话”等材料。②这只要从入选郭绍虞先生所辑《清诗话续编》的三十四种著作几乎全为论评之性质，即可见出其中端倪。 中国传统诗学的范畴，事实上《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有过一个总结，其集部诗文评类小序云： 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③ 迄今为止以这个总结最称客观全面。五例中，如《文心雕龙》属于文评，可以不论；“本事诗”后世未获发展，而其“事”的性质亦与“诗话”近，所以《四库提要》所总结的中国传统诗学的著述体例，大要实可概括为“论评”、“诗法”与“诗话”等最为基本的三类。这里的“例”，即体例，按照传统义训，它显然并不只单含形式一方面的意思，它同时也是结合着内涵的方面的，甚至主要就是以内容来决定写法和形式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大量的题为“诗说(评)”、“诗法(格)”、“诗话”的著作，其实都与各自不同的旨趣内容相对应，承担着各不相同的任务。其性质自然也是互不相同的：“诗说(评)”一般以理论批评为旨，“诗法(格)”主要讲格律技法，“诗话”则重在记事录诗。可见上述20世纪中的种种批评史著作，尽管阐述愈趋详备，但显然仅及三分中的“诗说”之一部分，是当不上中国传统诗学的全部的。 在这一以诗说取代诗学全体的思路之下，“诗话”蒙受的误解最深。这种误解可以概括为两个正相反对的方向：一是误诗话为诗说，即摘取诗话中夹带的有限的论评之语而不及其余，例如袁枚的《随园诗话》，这一部记录乾隆盛世诗潮的正宗“诗话”之作，却被主要当作了阐发其性灵理论的“诗说”来对待。一是误诗说为诗话，即将论评之作称为“诗话”，严羽《诗辨》等作被冠以“沧浪诗话”之名，便是一个著例。④当然在20世纪以理论为重的学术氛围中，它仍然是被作为诗说之作来对待的，而且甚得推尊，故本身尚无“损失”；它导致的失误主要体现在“诗话”一名的被泛用上，“诗话”由此丧失了它的本义，而被放大为共名了。例如翁方纲的《石洲诗话》明明不是诗话，作者本人也明知不是诗话，⑤却仍要名之为诗话，其心态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沧浪诗话”一名被接受在先的误导。两种失误，一失在实，一失在名，而又殊途同归，都视真正的“诗话”为无物。 就清代诗学而言，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上述批评史研究往往并提的所谓乾嘉诗学三大说中。格调说、性灵说与肌理说的倡导者各自都以多种形式来鼓吹他们的主张，如大家所熟知的，沈德潜有古诗选本与唐诗、明诗、清诗的《别裁集》，袁枚有与沈氏往复辩难的书信，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有论神韵与格调的专文等；此外更为系统的正式著述，沈有《说诗晬语》二卷，袁有《随园诗话》二十六卷，翁有《石洲诗话》八卷。这些自然都已是批评史立论充分参考和使用了的材料，然而本文的讨论，也正欲从这里开始。 三家的三种著述，《说诗晬语》与《石洲诗话》的题旨同一，如归愚说他是应人“叩作诗指，复乞疏源流升降之故”而作；⑥而覃溪也说他是视学粤东诸郡时，“与粤诸生申论诸家诸体”而作的。我们验诸两书内容，前者按诗旨、历代诗人诗体、作法、考辨之序说诗；后者前五卷亦按时序论初盛唐、中晚唐、两宋、金元诗，后三卷则为辨析王士禛评杜语及评说元好问、王士禛的论诗绝句，皆纯为说诗，体例皆甚严整。故归愚之著本来就不名诗话，而覃溪虽受时风的影响未能免俗，却也还是特地申明他的著作“本非诗话也”。这就划明了与《随园诗话》的区别，盖《随园诗话》的内容，主要为记录本朝人的诗事诗作，是名实相符的标准诗话体。(详下)两相比较，两种体例、两种旨趣的判然有别，实是可以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 这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在理论维度上被相提并论的三大诗说，依据的实是两种性质不尽相同的材料。换言之，格调说和肌理说旨在评析历代诗尤其是唐宋诗，今人以《说诗晬语》与《石洲诗话》来诠释此二说，基本上是顺理成章和大致不差的；而性灵说重在创作，主要关注本朝当下的作诗实况，所以《随园诗话》基本上是简斋用来记录性灵诗的创作实例的，如以之说明其理论，便显得方枘圆凿了，一般也只是使用了《诗话》中极少一部分论述性质的文字而已，却未能顾及此书大量记录本朝诗人诗作的事实，所以这就不能说是准确和充分地体认了作者的用心的。 而且，问题还在于，《随园诗话》在写作过程中及问世之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在诗学范畴内也直接带动了一股写作长篇诗话的新风气，非但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反而得风气之先，领头记录下当代盛大的“性灵”诗潮，抢占了风头，因而是不能忽略不计的。《随园诗话》以及乾嘉时期诗话的真义真相端在于此，岂可与《说诗晬语》等的论评性质混为一谈呢？ 二、《随园诗话》之匹配于盛世诗况的长篇形式 在《随园诗话》之前，清代诗话的写作在体例方面，已经得到过一次郑重其事的矫正。康熙诗坛的领袖人物王士禛曾以自己为例，专门申辩了诗话与非诗话体例的区别，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