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中国诗词、戏曲、小说评论，得到明治学者的诸多教益。这种情况反映在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在《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这两部被公认为最具开创性的著述中，王国维对明治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随处可见。 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文学论文，被认为是运用西方文论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次最早的尝试，历来评价甚高。叶嘉莹说：“《红楼梦评论》一文，却是从哲学与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的一篇专门论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足以在中国文学批评拓新的途径上占有不朽之地位了。”①温儒敏说：“在王国维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未有过以如此系统的哲学与美学理论对作品进行批评的论作……这种眼光和方法，都使当时的学术界和批评界感到惊奇不已。”②佛雏说，王国维“以新的观点论述了《红楼梦》的根本精神，《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对我国一部‘绝大著作’《红楼梦》作出如此系统、全面评论的大块文章，在王国维之前，是不曾有过的”③。黄霖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确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篇别开生面的重要论文……它第一次认真地根据西方哲学、美学的理论来细致地批评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其观点、方法，乃至表述的形式都是全新的，从而使它成为一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论文。”④ 不过，只要将《红楼梦评论》与明治学者的相关研究相对照就能发现，其观点及方法，并非王国维的独创，有很多是参考了笹川临风(1870-1949)及田冈岭云(1871-1912)的相关论述。 (一)以叔本华哲学为“立脚地” 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中曾说，《红楼梦评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红楼梦评论》提出“若男女之欲，则于一人之生活上，宁有害无利者也，而吾人之欲之也如此，何哉？”这一“人人所有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并说：“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有解决之者也。”⑤ 以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被认为是王国维的独创。佛雏说，《红楼梦评论》的立脚地“全在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论”⑥。温儒敏指出，王国维在“评论中先树起一套从叔本华等西方哲人那里借来的论点，然后去阐释《红楼梦》，最后是为了证说西方理论方法”⑦。黄霖说：“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认为人生‘无往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观赏无利害之艺术则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这在《红楼梦评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⑧ 但问题是，王国维论《红楼梦》的精神，为何要提到《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须知《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章，主要讨论两性关系的实质及男女在生理及精神上的美丑优劣⑨，与悲剧说和解脱论并无直接关联。 笔者认为，《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透露出一个信息，即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论《红楼梦》，实由笹川临风《红楼梦》评论所触发。在明治学者眼中，《红楼梦》这样一部描写“女性及人间情魔爱情、嫉妒的千汇万态，能开启人情的密钥”⑩及“洞彻恋爱、执着、嫉妒、奸猾等所有人情之细微”(11)的小说，正好可以作为叔本华女性论的佐证。笹川《支那小说戏曲小史》说：“天下秀丽之气，不钟于男儿而钟于女子，细心而精致，和顺而温婉，情深而爱浓，是其美处。然亦由此而不觉生狭量、浅见、嫉妒、邪推等罪……悭吝、嫉妒为女子之所长者，非说破其性之弊而何？叔本华谓：‘Zwischen Mannern ist von Natur blosz Gleichgültigkeit；aber zwischen Weibern ist schon vou Natur Feindschaft.(男子之交仅为友，女子之交则已为敌矣)’……此又无非女子通有之秉性而已。”(12)因此不妨说，《红楼梦评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是王国维读了笹川著作之后受到启发使然。 由此可见，先树起一套叔本华的观点，然后去阐释《红楼梦》，并非王国维的独出心裁。《红楼梦评论》在方法上沿袭了笹川临风而已。 (二)悲剧论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因为它描写了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之道，“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小说中贾宝玉最终的出家，补救了“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谬误”，实践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与“世界之大宗教”的“唯一宗旨”相一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亦此意。 而《红楼梦》的价值在于，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说：“美术之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13) 对此，叶嘉莹说：“从通古今之全人类的哲理来探寻作品之含义，乃是静安先生衡定文学作品之内容的另一项可注意的标准。”(14)温儒敏说，王国维是中国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这一文学观深有领会的批评家。他注意到“美术之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15)。他们不知，艺术表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实际上是田冈岭云的观点。田冈《文学与民心》说：“诗人不必阿一时之好，而不可不以永久之生命观之；不必寓于国民之心胸，而须触人心最深处之琴弦；不必以个人观之，而不可不以人生观之。大才之作所以不朽者，不媚于一时者也。一语一句悉触人心深处之琴弦，故只要人生无限，人类不绝，其作品便千古常在且感动后人……诗人之心，调和潜藏于所有人心中无数感慨、无数情绪而作锵锵之响者也……然此潜藏于所有人心中无数感慨、无数情绪，非一国国民所专有，早已成为人生的情绪、感慨。诗人之泪……无对一国国民之心胸而洒之理，非以人生为其对象而不可。一国国民也罢，一个个人也罢，诗人于此中所见只有人生而已。写一个人，写一国国民即写整个人生。既写人生，故虽写一国国民，一个个人，皆可不朽……个人早已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命，是整个人生。”(16)田冈“写一个人即写整个人生”即王国维“美术写人类全体之性质”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