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3－0092－14 西方哲学从开端起就把自己的基本使命确立为对世界之最终本原的追寻。然而这一追寻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束缚于朴素的客观主义态度，即只是到客观(含精神的客观)世界本身中寻找最终的本原。从笛卡尔开始，这一追寻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超越论的转向：追寻的目光开始从客观世界转向主体，试图到作为主体的自我这里寻找世界的最终本原。这一由笛卡尔开启的转向后来被康德的超越论①哲学所继承和深化，并被后者明确称为“哥白尼式转向”。 由于把世界的本原还原为自我，而自我的一切对于从事哲学沉思的哲学家本人来说是完全在场、明见无疑的，所以笛卡尔—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首次使得哲学在开端处、本原处就获得了明见性，从而使哲学一方面可以避免独断性，另一方面可以抵御各种怀疑论。然而这一转向所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小：由于它把世界的根据还原为自我主体，它最终就很可能会走向唯我论。所以为了避免唯我论，哲学家们就必须假定其他自我在存在论上具有同样的本原地位。但这样一来又会造成另外的问题：其他自我的存在对于我来说如何是明见无疑的？诸主体的经验如何可能相互协调一致？它们之间如何可能就同一个客观世界相互认同？ 于是从笛卡尔—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以来，西方哲学往往陷入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坚持以自我主体作为世界的根据、本原，那么哲学在获得开端上的明见性的同时也会面临唯我论的指责；而如果承认在开端处就是诸多自我主体的共同存在，那么那些其他自我主体的存在如何是明见无疑的，它们之间如何从根本上就处于先天的、必然的相互关联之中(而非依靠宗教信仰、血缘、利益这样一些后天的偶然因素而相关)，从而保证它们能就同一个事物、同一个自然、最终同一个世界相互认同，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哲学就会由于承认诸主体各自独立自为、相互无关而陷入相对主义乃至怀疑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前现象学的哲学家们往往通过诉诸形而上学的预设或上帝所保证的“前定和谐”来解决(如在莱布尼茨那里)，但这样一来哲学又会陷入独断的神学—形而上学而缺乏明见性。 面对这样的困境，哲学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一方面，它能表明自我主体原本就处于与其他主体的关联之中，而且这种关联是先天的、必然的因而不可还原的，以致自我主体只能作为自我共同体才能存在，从而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它又能表明其他主体的存在和自我共同体的存在同样是明见无疑的，而非形而上学的预设，从而克服独断性；最后，它也能展示出正是这样一个自我共同体(而非单独的自我)才是构造客体、自然和世界的最终本原，从而表明无论是诸主体的共同生活还是它们对同一个客体、同一个自然、同一个世界的相互认同，都是先天可能的，最终从根本上克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在笔者看来，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而它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是对笛卡尔、康德和莱布尼茨哲学的综合，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论转向亦即哥白尼式转向的真正完成——而前述困境实质上正是由这一转向的不彻底造成的。也因此，要想展示出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究竟是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首先就要从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谈起，尤其是要揭示出它的不彻底之处。 一、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 如前文所说，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进入一种超越论的转向，试图到主体这里寻找作为超越对象的世界的最终根据。然而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的沉思所标志的这一转向仍只是超越论哲学的最初萌芽形态：因为在那里，我思仅仅被视作推出超越主体的确然明见的前提，而没有被视作一个全新的、无限的存在领域②。笛卡尔之后，康德则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又一次新开端，他开始明确提出“哥白尼式转向”，自觉地到主体——而且真正是超越论主体——中寻找客观世界的存在根据。 关于其“哥白尼式转向”，康德本人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中如是说：“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许将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是同样的……”③对于康德的这一哥白尼式转向，传统的理解多是从知识论上进行，即认为康德通过哥白尼式转向颠倒了传统知识论所要求的那种知识必须与对象相符合的符合论，而认为对象应当与知识相符合。这一理解当然不能说不对，但远为不够。比如在海德格尔看来，它就并没有展示出康德哥白尼式转向的真正意义。相反，海德格尔甚至认为：“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古老的’在使知识与存在物‘相符合’(adaequatio)的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小，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正是以这一真理观为前提的，甚至，它首先就是植基于这一真理观的。”④与这种传统理解不同，海德格尔本人认为：“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乃在于为形而上学进行奠基，而这一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做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⑤。海德格尔之所以如是理解，是因为在他看来，康德这里所说的存在物要与之符合的那种知识并非存在者层面上的知识，而是“对对象的先天知识”，“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换言之，这种知识先于对象而就已经对对象有所断定，是关于使对象的存在得以可能的那些东西的知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它是存在论层次上的知识。这种存在论层次上的知识乃是存在者层次上的知识的前提：“只有当某个存在物作为存在物率先已经开放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其存在法相中被知晓，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知识才有可能和存在物(对象)相符合。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后一种关于存在法相的知识相符合。存在物的开放性(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围绕着存在物的存在法相的开显性(存在论的真理)。”⑥所以，海德格尔说：“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势必要依循存在论的真理来调整方向，这是重新对‘哥白尼转向’的意义所做的一个正确解释。”⑦那么，又是什么构成了存在论知识或存在论真理的对象，亦即那使存在物的存在得以可能的东西？康德认为是“纯粹理性”：“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绝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⑧所以，“纯粹理性就是包含有完全先天地认识某物的诸原则的理性”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能说：“对存在论知识的可能性的暴露就必然变成为对纯粹理性之本质的澄清。”于是，“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纯粹理性批判’”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