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Politeia)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它表明柏拉图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也表明西方哲学大厦正式奠基。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论”(或“型相论”、“形式论”，中译名一直存有异议，此处暂且悬搁)，自古至今学界对此几无争议，并认定理念是思辨的产物，理念论是思辨哲学。此后的西方哲学尽管对理念论哲学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几乎都离不开理念论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路。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成了西方哲学的定海神针。然而，打开柏拉图的著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系列概念、范畴、推理的演绎，而且是生动活泼地洋溢着生活情趣的对话，是跌宕起落的富于悬念的戏剧，两者往往融合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一幕幕由对话表现出来的诗性戏剧之中，又包含着严谨的逻辑和论辩，无例外或明或暗地显露出写作者的深邃的心思和用意，表达着作者对宇宙、国家、社会和人生的一整套异乎寻常的看法。柏拉图对话是充满着、贯穿着哲理的文学作品，也是以文学形式锻造铸就的哲学著作。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这些对话都是古希腊社会生活和柏拉图智慧的结晶。如今，根据柏拉图对话所建构的各式各样的哲学理论，包括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辩证法、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等，都是撇开当时的生活场景、现实境况，从戏剧性的话语之中剥离出来，提炼、析取、抽象、概括而成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对柏拉图哲学的这种研究和建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想探讨：从《理想国》的主题、思路、基本观点出发，看柏拉图究竟开创了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为哲学开辟了一条怎样的理路？柏拉图创建的哲学是否误导了西方哲学、乃至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理想国》的主题和思路 《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问题，全书围绕着何谓正义而展开。学者们对此似无分歧。然而，一旦把问题具体化时，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在正义展开过程中，城邦正义与个人灵魂正义始终交织在一起，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何者更重要？在逐步展现这篇对话的理路和基本观点的过程中大致可以看出问题的答案。《理想国》第一卷开头在苏格拉底与众人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讨论中就展示出当时的希腊社会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流行的看法。诸如正义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欠债还债就是正义”(《理想国》331C，E，以下省去书名，直接标注国际标准页码)；“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332C，D)；“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339A)等等。这些看法都是以有无“用处”、“好处”、“利益”作为判别正义与不正义的尺度。柏拉图通过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这些看法均予否定，提出“换个路子”(333E)进行讨论。 为什么要换个路子？因为作者认为，正义不是“小事”，“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344E)，“是一个人该怎样采取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352D)。显然，正义关涉人生道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换个什么样的路子呢？柏拉图认为，要明白什么是正义，就必须引向个人内在的心灵。因为人的心灵具有一种非它不行的特有的功能和德性，那就是正义。“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353D—E)。人的心灵的德性就是人的德性，正义是人的一种德性(335C)。 总之，对话第一卷中的讨论是要人们抛弃那些流俗的、浅薄的、外表性的关于正义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摒弃从感知世界中的名誉财富地位之中寻求正义之道，转向从人的内在的心灵的德性之中寻求什么是正义。为什么要向内寻求，如何寻求呢？第二卷进一步讲述，向人内在的心灵寻求正义就是寻求“正义本身”、寻求“正义的本质和起源”，即寻求正义的理念，而不是寻求正义的“外表”、正义的“名和利”(357A—367E)，之后就转向了“城邦正义”问题。先探讨城邦正义，再考察个人正义，就好比先读大字后读小字，看得更清楚，这就叫“由大见小”(369A)，也可以看作“由外见内”，因为城邦正义是外在的，容易看得见的，而个人正义实即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内在的，必须深入个人内在的灵魂，“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368E)。正义问题的讨论越深入，个人灵魂的重要性越凸显。 讨论城邦正义必先清楚建立城邦的“理由”(369B)，即城邦起源于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要许多东西，不可能单靠自己达到满足，许多人住在一起，建立“公共住宅区”，这就是“城邦”。所以，城邦起于社会成员互助的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故必有农夫、工匠、商人，更要有护卫者军人，后者的出现是城邦由公共居住区成为国家的重要标志。护卫者在城邦中的地位和作用高于生产者(农、工、商)。护卫者辅助统治者，负有重要职责，必须具备特有的品质，故对护卫者的教育特别重要。进行什么教育呢？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文艺)”陶冶心灵。但这两项是希腊社会传统的教育方式，城邦护卫者的教育决不止于此。柏拉图尤其不满意传统的文艺，包括对流行的荷马作品等，对其大加批评。这个批评从第二卷后半部延续到第三卷前半部，而在全书结束的第十卷讨论文艺的本性后又进一步批评流行文艺，甚至“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60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