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诸多挑战中，全球问题最为尖锐，也因此最令人瞩目。是否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全球问题，将直接关系到21世纪人类的命运。众所周知，全球问题并非特指某一个问题，而是代表一类具有共同特点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各种问题之间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缠结，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问题本身超越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关系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最后，这些问题无论在影响力度还是性质上都极富挑战性与威胁性，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今，国际社会异常关注的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难民、毒品、爱滋病、国际人权与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宇宙开发与海洋利用等等，都属于全球问题。 方兴未艾的全球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到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与前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无论是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科技等关系，还是解决国内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等事务，都难以摆脱全球问题的困扰。然而，由于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洪流来势过猛，全球问题的冲击波过大，所以总的来看，当代人类的回应还颇显欠缺。加强对策研究，制定出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应对措施，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些工作无疑非常重要，但前提是提高对全球问题的认识。换言之，只有在对人类已经认同和习惯的一切行为规范、价值准则、理论政策、思维模式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内涵与理论高度上把握全球问题的真谛，才能面对全球问题的挑战，把人类现代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一、全球问题与新发展观 发展问题与全球问题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全球问题的哲学思考首先要求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反思。 二战以后，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忙于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重建，于是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共同问题，战后20年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无庸讳言，该时期国际社会所理解的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于挣脱战争灾难、重建家园的世界人民来讲无疑是十分急迫而必要的。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经济增长的奇迹时，环境、资源、人口及全球贫困的压力却接踵而至。于是人们在冷静思索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增长存在着误区，增长绝不等同于发展，人们必须尽快屏弃增长的狂热，去实现持续的发展。 1.增长的误区 单纯而片面的经济增长存在三个明显的误区。 首先，增长忽视了资源与人口的限制。工业文明的增长观是一种狂妄的、未加限制的增长观，它根本不考虑资源对增长的制约。这种增长观被一种盲目的乐观所统摄，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无限的。然而事实却告诉我们，地球本身是一个体积有限的星球，地球上的资源也存在着枯竭的危险。因此，在一个有限的星球内去企求无限的增长，其矛盾显然是无法调和的。罗马俱乐部第一个报告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首次明确揭示了地球的有限性与增长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使狂热增长的世界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告诫。 工业文明的增长观不仅怠慢了资源而且忽视了人口。由于物资财富的增长，尤其是这种增长速度一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所以人口对增长的约束作用被掩盖了。今天，世界人口已达57亿，而粮食等基本消费品的增长却难以与人口增长同步，更不要说超过，于是人口与增长的相关性更为突出。当然，世界人口应当稳定在多少，可以稳定在多少，这是一个颇有争议、也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对于一个空间与资源都有限的星球来说，一方面人口的无限增长纯粹是幻想，另一方面，人口的过量增长又会导致与经济的增长争夺空间、争夺资源的尖锐矛盾，从而限制经济增长。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人口问题都是增长难以回避的制约因素。 其次，增长造成了灾难性的生态后果。在工业文明中，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突出特征的。自然空前地人化，改变着它本来的面目。正是在向大自然的胜利进军中，物质财富大大增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然而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同时又是以惨重的生态后果为代价的。人们在享受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得不呼吸有害的气体，食用有毒的水、蔬菜、粮食，忍受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的侵害，承受噪音的无情干扰。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污染，还有土壤的退化、森林的毁损、物种的灭绝。同时，人口的膨胀也加剧着生态的恶化。仅仅为了满足过量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不得不过度耕种，过度放牧，过度捕捞，过度砍伐。从而使已经贫瘠的土地更加贫瘠，已经退化的草原更加退化，已经濒危的物种更加濒危，已经毁损的森林进一步遭到毁损，已经紧张的淡水更加紧张。 再次，增长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工业文明的增长观是一种不健全的、畸形的增长观，它把经济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看作是增长的唯一尺度，至于分配是否合理，就业是否充分，社会是否公平，则弃之不顾。这种增长观导致了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