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后建立的一些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冷战结束后,体现在国际组织中的国家利益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从以安全领域的合作为主转向以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主;在表达形式上主要表现为集团模式的弱化和转化。同时,国际组织作为各国利益冲突和协调的重要场所,有许多新的问题和困扰。这些问题和困扰也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一个反映,主要表现在3个层面上:1.国际社会管理层面; 2.国家体系参与层面;3.国家微观层面。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各个成员国对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解和抉择。 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有赖于民族国家在国际环境中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1〕,由于国际组织为这种联系提供了固定的渠道, 因而成为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场所之一。在国际组织中,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大都要受相应组织规则的约束,以及成员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制约。一般情况下,它们通过磨合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然而,冷战结束前后,在国际组织中,无论是国家利益的内容侧重点、表达方式还是判断依据,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内容:从安全利益到经济利益 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美苏在全球范围的争夺与对抗,恶化了国际局势,增加了世界的不安宁。东西方军事对峙使国家安全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利益中的最优先考虑。冷战结束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改组,降低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随着多数国家的安全系数提高和各国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经济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冷战结束前后国家利益内容的这种变化,自然也反映到国际组织中来。伴随着国家利益的这一变化过程,多数成员国日益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纷纷重新确定它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国家利益,并且据之调整了各自在国际组织中的政策。国际组织中的国家利益一般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表现在各国强调其国家权利,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二是在互相依存压力下调整自己的利益。调整的程度依据国际组织的目标和程序以及各自的需要和实力而不同。但总括起来,国际组织中国家利益调整前后的变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对抗性国家利益的成分减少,国家利益交叉程度加深。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冷战期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之间以东西方划线,以及中间国家介于二者间寻求平衡点的对抗基础和模式已经消失,各成员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行动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出发。而重点转移为维护经济安全和为经济发展利益寻求国际合作。对国家利益选择或认识上的趋同,客观上加深了成员国国家利益的交叉程度〔2〕。 冷战时期,联合国安理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但在海湾战争期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表现出相当大的协调一致。1990年8月2日到1991年12月底,安理会就伊拉克和科威特局势一连通过了24个决议,与冷战时期大国通过插手地区冲突来测试彼此的意志和能力的作法相比,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冷战后,在南部非洲、中美洲、 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地区问题地区解决”的政策也促进了国家间冲突的消除。在这方面,一些地区组织,如北约、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东南亚地区论坛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全球性的人类共同利益逐渐成为国际组织各成员国国家利益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拓宽了国家利益的范围。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征之一。冷战后国际政治气氛的缓和,突出了全球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猛增、毒品泛滥、核武器扩散、世界范围的移民潮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拉大等全球性问题,不是单独或少数几个国家所能全部解决的。各个成员国在考虑其国家利益时,不得不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增长和区域性贸易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联盟、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趋势纳入在内。这些新考虑为在国际组织框架内实行多边协调与合作开辟了道路。近年来,联合国发起的一系列会议,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以及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为寻求解决全球性经济与社会问题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三、竞争性的经济安全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冷战曾使美国、欧盟和日本结成一体,但冷战后发达国家之间在贸易、金融及市场方面都出现了摩擦。经济竞争正日益取代军事冲突。南北问题的核心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西方大国通过其控制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种地区性发展银行或双边渠道同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南方国家则利用联合国作为讲坛,讨论“经济的政治方面的问题”。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经济利益因素加强,政治因素减弱,导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被提到了国际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但这种争夺尚未形成全面对抗,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般会相互作出妥协,避免对双方都不利的结果。日本与美国发生的数次贸易战,最后大都是以日本的妥协告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受到的阻挠,究其实质是美国等国家企图以此作为筹码,压制中国作出更多让步。 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中各成员国国家利益在内容方面发生的调整和变化,虽然整体上有利于各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协调与合作,但是在一些地区和对少数国家来说冷战的阴魂仍未散尽,有的国家在界定其国家利益时仍附加了不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如在处理波黑冲突时,受大国控制的北约往往与联合国的行动不合拍;在援助前苏联东欧地区经济转轨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迎合西方大国的意图,作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另外,冷战后不少地区局势失控,冷战长期掩盖的矛盾骤然爆发,虽然在国际组织中大国之间已取得较大程度的合作,但在处理与小国关系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新干预主义”的倾向在少数大国中有所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