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不确切的。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各种阴谋措施，是苏联演变的催化剂和外部条件，但不是根本原因。 不能否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一直执行着一个“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遏制’”战略。他们利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等手段，进行思想渗透，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斗争中，不战而胜。因此，两大体系之间在政治、经济中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是相互的。但是，使对方政治、经济及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只能存在其内部，外来的因素只能是催化剂。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下，就能抵御资本主义暴力的侵略和非暴力的阴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对东欧及苏联和平演变战略及实施，不是东欧及苏联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对外政策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搞“革命输出”，这是与马列主义理论背道而驰的。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对峙的“冷战”中，其政策反映的并不完全是苏联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来，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咄咄逼人的争夺，一方面，直接出兵捷克、阿富汗，指使古巴出兵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与此同时，苏联也对西方进行广泛的非暴力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苏联虽然一度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但是，却在一夜之中一落千丈。自己国家不仅解体，而且改变了社会性质。这不是仅用西方“和平演变”就能解释得了的。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应从苏联社会内部去寻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列宁及其他马列主义领导人都曾探索过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逝世后，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总的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它曾使苏联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种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份集中，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市场作用等弊端，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使整个经济失去生机与活力。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原来的经济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60年代以来，东西方冷战的局面相对缓和，和平发展的主题日益突出。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相应地调整了局部生产关系并使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社会主义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客观上要求经济建设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要求经济体制具有吸纳当代最新科技成果，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力的能力与活力。但是，苏联党和政府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使自己与西方的差距不是日益缩小而是日益扩大。 进入80年代以来，苏联的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反映国民经济综合情况的国民收入在整个80年代低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最高为3.2 %。从1990年开始的经济负增长，开创了苏联战后生产严重滑坡的先例。与此同时，苏联财政赤字急速增长。1980 年财政赤字为200 亿卢布。 1989年，苏联内债达4000亿卢布，1990年增加到5000亿卢布；同期外债由56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由于国民经济恶化，对西方贸易出现巨额逆差。1990年，逆差达28亿外汇卢布。 苏联经济的危机，实质上是原来经济模式的危机。这就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计划经济的作用；在体制上导致了中央的高度集中及由此而来的政企职能同一化；难以协调好国家、地方、企业及企业之间纵向及横向的利益差别和矛盾关系；企业缺乏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的内在机制等。由于体制上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党政的职能不分，行政事务的官僚主义，国家及执政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不力，弱化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滋长了个人崇拜现象等等。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主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16 页）苏联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使苏联人民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旧体制中弊病的综合发作，导致了苏联国家的彻底瓦解。这是苏联解体的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不能否认，中国曾以苏联为师，也曾以苏联模式进行过社会主义建设，使自己的经济建设走过一段弯路。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坚持自己的特色，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