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冲突的本质有范围相当广泛的各种解释。原因是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冲突，包括原苏联境内的冲突，决不能列为民族—种族冲突范畴。例如，由于原苏联人口的多民族成分，实际上任何国内社会冲突都具有民族色彩。而这就使冲突具有示威的形式和往往不妥协的性质。民族冲突本身蕴含了政治、跨村社关系、国家和国内诸成分之间关系领域内的许多危机因素。人们同时称原苏联境内发展起来的冲突为民族冲突和国内战争，并非偶然。 “民族冲突”这一术语是有条件的。它被用来说明民族方式成为动员各居民集团、政治设制和政治运动对国家机构或民族集团施加强有力影响的最有效的工具那样一种形势。 在研究世界各地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几种解释民族冲突本质的观点。 在分析社会的各个主要社会集团（阶级、社会—职业阶层等等）的民族特点基础上解释冲突原因的社会学观点，是主要观点之一。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窃据各种社会特权领域而牺牲按民族和人种标志在社会上不相称的另一些社会集团的现象，是大家熟悉的。它十分合理地被认为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间紧张状态和公开冲突的基础与动力。社会学家们在原苏联各共和国也发现存在着这一现象。例如在中亚、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某些俄国自治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高度熟练的工业工作者、工程技术工作者、管理人员、保健和教育工作者中的比重过去和现在都大大高于所谓土著居民代表的比重。又如在波罗的海沿海各共和国，80年代工人阶级的工业和建筑业队伍中，80～85%由“非土著”居民组成，而主导民族的代表则构成“中产阶级”，主要在国家机关、媒体和文化部门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冲突加剧必然使民族矛盾发展，而这本身将引起社会对抗。 但社会秩序的这样或那样的失调，毕竟不能解释为民族间紧张状态和矛盾的主要原因。 在解释民族冲突的原因时，政治学观点和理论结构占有重要地位。看来，最流行的一种是对精英（首先是知识界精英和政界精英）在挑拨支民族感情，加剧民族间紧张局势并使之升级到公开冲突程度中所起的作用的解释。即政权问题、地方精英分子企图掌握政权问题、政权同以保证开放资源和特权为形式的物质报酬的联系问题，是理解原苏联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发展的关键。 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党领袖属于使大规模民族间抵触——从卡拉巴赫运动、摩尔多瓦和中亚的冲突起，到北奥塞梯事件和阿布哈兹战争止——具有激昂的思想和论据的那些人之列。 但在这种场合不值得仅仅用精英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来说明整个冲突的原因。这种观点的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说明冲突参加者的大规模动员这一现象本身及其紧张情绪，集团向往自治、自我牺牲、准备转向最残酷的暴力方法的亘古以来的力量。 因此，经济崩溃加速、社会紧张状态加强、政治斗争、原意识形态方针破产和代用品的出现、新老官僚机构腐败、中央和地方政权瘫痪，换句话说，旧的被破坏和缺少新的——这就是借助于传统观点揭示的一切民族冲突的一般特点。 毫无疑问，民族冲突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根源具有首要意义。但这一极其微妙的领域内的一切远非都是能够用客观因素的作用来解说的。显然，民族冲突的行为心理学和心理机制的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在传统解释范围内可以看到的作用更为重要。 民族冲突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中有不少同由一种思想、普遍情绪和愿望联合起来的大批人的冲动行为相关的本能的、自发的、爆炸性的东西。难以驾驭的大批人在极端形势下的行为永远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有趣的是，还在1905年，法国就出版了《革命的神经官能症》一书，认为惊恐是许多群众骚乱的首要原因。 如果研究俄国社会发展的前10年的情况，那么可以看到，暴力作为达到既定目的的工具之一始终影响着镇压群众意识及与之相适应的观点和行为规范的形成。任何一种专横行为的出现，都会引起长期成为群众意识主要成分的憎恨和恐惧。并且首先憎恨准许使用暴力的人。 “憎恨的一致”在丧失尊严感、遭受“历史不公正”感、侵犯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它使侵略合法化，为侵略辩护，赋予它以合法和必要的外表。同这种一致对抗的是受责备的“罪犯”，对他用不到客气。暴力助长集体责任，并从中获得新的动力。某个集团、而这也意味着属于该集团的个人对丧失自我价值的威胁的认识的非理性，是使普通参加者卷入冲突的强有力手段。在中亚各共和国发生的冲突中，就可以看到对纯粹假设的威胁的这种不恰当的反应。在奥什和杜尚别事件前，关于向外族人分配土地和提供住宅的消息曾广为流行。 社会气候不稳定感使群众意识惶惶不安，使居民易于感染各种恐惧症，害怕明天，产生摆脱“异族人”或至少限制其权力的企图，以保证自身平安无事。 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观点相结合，使得能够接近理解集团正统性的作用，理解集体自觉和意见一致同作为已形成的国家体制的政治构成这一事实的联系。这一问题的本质如下。就各民族公民而言是形成下列观点，接着是形成政治纲领，即国家是仲裁者和维护集团完整的保障，也就是说组成应当具有民族性质的国家（领土、社会制度、政权设制）。这一公式一般从历史上或许最有利于用来确定“民族”国家地位的那个时期引用的论据。正是这些观念和以其为基础的政治活动战略，包含着潜在的大规模冲突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