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平衡论”。那意思是说，在对抗的双方（包括它们的盟友）力量达到相对平衡时，就可以相互制约，避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他对战后半个世纪来，特别是在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时期国际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家狂热地进行核军备竞赛，双方都拥有消灭对方若干次的核武库，双方的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了相对平衡，谁也不敢按动核电钮。于是，就出现了“恐怖平衡”，也就是一种“令人睡不着觉的安全”。 这种“恐怖平衡”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美苏之间核力量的平衡是第一个层次，是核威慑的基础。美苏双方都建造了各自盟国的军事集团，如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集团，两个军事集团在美苏核保护伞下武装对峙，也达到了相对的力量平衡。欧洲曾出现过多次危机，但毕竟避免了战争。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恐怖平衡”。第三个层次是指军事集团以外的国家（多半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对抗和冲突，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各自支持一方，在力量相对平衡的情况下也可以形成武装对峙，虽然不是核力量的平衡；即使发生局部战争，美苏都避免迎头相撞，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而不至于酿成美苏核大国卷入的扩大的战争。在80年代的海湾，伊朗、伊拉克打起仗来，美苏都不愿看到两伊任何一方打赢，称雄海湾，在支持某一方的同时又相互制约。两伊战争打了八年，最后，两败俱伤，不得不握手言和。美苏双方都向海湾派出强大舰队，也仅仅限于炫耀一番武力而已。这是冷战时代核平衡的另一种表现。 进入冷战后的90年代，两极世界的架构不复存在。许多中小国家依赖某个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保证自己的安全已不现实。但是，国际上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冲突，并不因为冷战的消亡而消亡。这些国家既不愿把自己的安全系于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又不能不设防。于是，纷纷购买先进武器以自卫。你买我也买，以期达到相对的军备平衡。在东南亚，曾一度出现购买武器热。海湾国家更是西方军火的热销地。据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引述的最新数字，中东地区在1989年至1996年期间共签署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武器协议，亚洲有770亿，拉丁美洲也有119亿。美国在军火生意中占据半数以上的份额，仅在中东销售的武器总额就近560亿美元。 这种军备平衡虽然比核大国的“恐怖平衡”要令人放心一些，但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大量购置军备，是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刻意寻求一种新的安全观念。这种新的安全观念是基于“利益的平衡”，而不是“威慑力量的平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利益平衡能够包括两个概念，即互利的概念和平等的概念。经济上互补，双方都有利，不是一方损害另一方；政治上互相尊重，文化上互相借鉴，又能保持各自的特性。如果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哲学思想引伸一下，为了国际安全，也可以要求各国承认“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现实，即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着多姿多彩、多样化的现实。这样，大家相安无事。今年7月， 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对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地区安全模式是以加强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相互尊重有关各国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和平对话是它们解决争端的方式。各成员国在主权平等、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对话和合作。 在美国人当中，适应冷战后形势的新的安全观和旧的安全观并存。一些美国朝野人士提出，经济安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比军事优势有更重要的作用；美国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关系，不应树敌过多。但是仍有不少人要凭借不断扩大的绝对军事优势来“领导世界”，用美国的法律规范世界，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同化世界。保持美国一极世界、一种制度、一种价值观，世界上没有异己、没有强手，是他们的安全观。为此，他们需要虚构一个“假想敌”。这个“假想敌”不幸落在中国头上。因为在近20年当中，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正迈向世界经济大国。于是，“中国威胁论”、“美中即将发生冲突论”应运而生。今年春天，美国的一些传媒以至某些国会议员们曾大声呼叫，为预防中国成为强大的敌人，要对中国实行有效的遏制政策：诸如贸易禁运、广泛的制裁、政治上的孤立，直到部署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智的美国人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一时间，在美国公众中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许多美国人指责说，这种以中国为潜在敌人进行政治军事遏制的做法，将会把21世纪拖回到冷战时代，把中美关系拖进“恐怖平衡”的阴影。基辛格等一些政治家认为，遏制中国是行不通的；没有任何亚洲国家和欧洲盟国会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政治学教授戴维·香博著文认为，“（美中）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因此应当建立一种可行的平衡关系。”在中美首脑会晤前夕，论战的天平已经明显向建立“利益平衡关系”的主张倾斜。 从“恐怖平衡”到“利益平衡”，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政治家能否看出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判断他高明还是愚钝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