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均势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欧洲古典均势理论深受一种政治哲学的影响，这种政治哲学就是基于人性本恶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解释社会以及国家关系的政治现实主义。 均势并不能保护国家的独立。文章认为，维持均势的3 种手段（领土补偿、分而治之、干涉）本身就会破坏国家独立。由于力量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希望以均势来求得国际秩序与和平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均势具有一些新的含义。新兴独立的国家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导致了地区均势；核武器的出现对传统大国关系转换过程中武力手段的使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而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促使传统均势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 均势是国际关系中最古老、最持久、 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理论〔1〕。18至19世纪的200年， 是西方（欧洲）均势理论和实践的鼎盛时期，从哲学家大卫·休谟到国际法学家厄麦尼克·法泰尔，从根茨到塔里兰还有俾斯麦，可以说，如果这段时间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那么均势肯定是最主导的理论。而20世纪早期人们对均势理论的贬损，又与18至19世纪人们对它的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不管对均势理论赞成还是否定，认识和了解均势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均势理论的哲学基础 泰勒（A.J.P.Taylor）在分析1848—1918年的欧洲均势时，认为均势运转的机制如同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转法则一样，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决定了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多国体系（multi-state system）中，它决定了现实国家关系中力量自动走向平衡的趋势〔2〕。 泰勒的这个比喻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18世纪以来，西方特别是欧洲古典均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深受一种政治哲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政治哲学就是基于人性本恶为判断，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解释社会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政治现实主义。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般理论几乎都从判断人性的善恶出发，认为研究任何政治问题，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家之间的，都必须回到人性这个起点上来，不洞察和理解人性问题，就不能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实。政治现实主义也不例外，但在研究的起点上，它假定人的本性是恶的，是自私以及被邪恶欲望所支配的。那么，人性何以为恶？这个问题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不乏论述。早在1500年，圣·奥古斯丁就以宗教上的原罪来解释人类理性和欲望都有缺陷这一事实。15至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利维被公认为近代政治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马基雅维利认为，自古至今，人的欲望和品性是不变的；经验和事实证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和恶的，它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人不存在一种自然向善的本性，更不会择善而行，除非需要，人从来不会做什么好事；当他们有做恶的选择和自由而不受惩罚时，那他们一定会到处制造混乱和不安。因此，“任何人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他就必须假定，所有人都是恶的，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总要以恶之本性行事”〔3〕。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以机械唯物论为根据，得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利己的结论，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中，还是在社会状态中，人的行为都是以追求生命的自保和安全为最初动力。到了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也指出，道德行为者的动机，永远是或者最终是利己主义的。斯宾诺莎认为，人类行为并非由纯理性而是由感情所驱使的，由于受感情驱使，人类就容易卷入纠纷，他们不是互相帮助，而是以互相摧毁的方式行事。因此，“国家反对国家，并不是因为它们从来不讲信誉与和平，而是因为它们随时可能变得不知廉耻和好战。〔4〕” 基于性恶论的假设，影响了政治现实主义对权力或力量的看法。其一，这里必须指出，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西方人对权力或力量概念的独特理解。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权力是指一种影响力或控制力，其目的在于阻止别人想要做的事，或者强迫别人做其不愿做的事。根据这个逻辑，一国权力或力量的增强必然表现为将拥有的权力有意图地向外扩张。其二，根据预先的假设，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如果本身不是恶的话，至少权力的使用容易产生恶的倾向。在政治现实主义看来，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为了追求生存和安全，总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增强自身实力，追求权力成为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于是，对力量的无限追求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各国利益间的冲突。 因此，权力的管理便成为现实主义者寻求和平问题的核心。现实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性恶论假设中去寻找。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说，“人类罪恶的品性，决定了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战略的必要性。〔5 〕”既然追求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成为现实政治的客观规律，国家便不能拒绝或放弃权力，而应该学会如何控制和管理权力。路易斯·黑利（Louis Halle）说， “战争的外来问题是，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家间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问题不在于放弃权力，而在于如何驯服和控制它，将它限制在合法的渠道内。〔6〕”所以驯服和控制权力的有效办法，便是以恶制恶， 以力量来制约力量。权力制衡思想在西方国家的政体基本原则中被鲜明地体现出来，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国家间政治中，就构成了均势的理论基础。早期的埃尔·克罗（Eyre Crowe）指出：“对政治主导力量的唯一制约方法，便是寻求对抗性的、力量相等的强有力的联盟，或者借助由一些国家组建的防卫性联盟。〔7〕”而摩根索更是一言道破其中的奥密， 他说， “美国宪法的制衡体系与国际均势的主要因素是共同的。〔8〕” 由此看来，西方均势的理论基础便不难理解，即从抽象的人性观出发，辅之以西方人对权力或力量的独特看法，来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二、均势的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 在关于均势理论的论述中，许多学者认为：18至19世纪欧洲均势的存在，保护了主权国家体系免遭被主导国家侵害和吞并的后果，从而维护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摩根索在对均势的评估中，极力夸大均势在维护国家独立中的功能，他说：“在全部40余年的历史中，均势政策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国获得全球统治地位，它也成功地维护了现代国家体系所有成员国的生存。”“要维持各国独立，均势是必不可少的。〔9 〕”其他学者如舒曼（Frederick L.Schuman）、麦克洛林（McLaughlin）和米尔斯（Mills）等都持与摩根索相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