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扩大是西方冷战结束以来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它被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是对以下三个目标的“创造性反应”：一是美国与欧洲的战略关系；二是与发展方向颇不确定的俄罗斯进行接触；三是巩固中东欧的“民主”。这三个目标大体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战略家对欧洲的看法。这种看法表现美国对俄罗斯的一种特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不能不进行接触，另一方面又存在一种制约俄罗斯的习惯思维。 北约东扩已成事实。但是，在美国，关于它的争论仍未尘埃落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有意思的线索：一个是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冷战后时代的政策定位或政策内涵进行反思；另一个是美国正在对其霸权地位及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反思。北约东扩表明，美国的政治现实主义仍占据上风。所谓保卫民主与巩固冷战胜利成果成了对等词。北约东扩表明，俄罗斯仍是美国战略视线中潜在的敌人。北约扩大既是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物质需要，又是美国式制度安排的政治需要。北约东扩是要花大钱的，军工压力集团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诱人的机会。它在学术界的代言人利用学术的力量为扩大北约提供理论合法性，进而将俄罗斯判定为日后必故态复萌的对美国地位的挑战者和威胁者。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保护中东欧业已取得的“民主”不受“俄罗斯民主”的威胁。但真正诱人的还是物质实惠：北约东扩的全部费用在10年中将至少达到250亿美元，仅波兰一国，为了使其军队能与北约的军队相匹配，每年都要在购买装备方面花掉3亿～4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的产品自然也会成为波兰的首选。可以想见，美国的军火制造商是北约扩大的真正受益者。 与此同时，北约东扩所引起的俄罗斯的反对以及美国内部的大辩论，又恰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满足了美国的政治需求。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历史上凡是美国有确定的敌人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实施和各种资源的调动才是最有效率的，民族凝聚力也得以加强。而一旦没有了这样的对手，美国政治就会出现一种痉挛症；对外政策失去法律基础，国内矛盾突出，民族关系涣散，国家也似乎丧失了方向感。这种时期，寻找敌人便成为一种政治需求，此刻，理论界如果有一本锁定或描述敌人的书出现，就会对政治神经乃至广大民众产生强大刺激，一场激烈争论往往相伴而来。政治上的需求正是在这样激烈的争吵中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满足。当年乔治·凯南“X”文章的出笼、1993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文章的发表、今年早些时候伯恩斯坦和芒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出版都属于此类情形。有的时候，没有敌人也得制造一个。这也是这类著作引起轰动效应的内在原因。而这样做时常会导致政府政策丧失理性，沉醉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之中，即如本来没有什么威胁，但自我非要找个威胁而且果真相信了这样的威胁。这就导致了黑白颠倒和本末倒置。美国是个利益集团之间纷争激烈的地方。冷战结束后，功利取向的军工综合体与议会中的自由派利益集团一直存在矛盾。如以共和党右翼的杰西·赫尔姆斯、民主党左翼的保罗·韦尔斯通等为代表的重要议员反对扩大北约，认为那样既会威胁到俄罗斯的民主，又拿不出令美国人信服的理由。6月25日，美国国会20名参议员联名致信克林顿总统，表示对北约东扩不理解，主张美国在未找到充分的理由说明扩大北约的合法性以前，要慎重从事。另一些利益集团如纳税人联盟基金会不但不主张北约扩大，而且要求美国逐步地退出北约，将保卫欧洲安全的责任和负担一并交还给欧洲人自己。 然而，美国的主流战略家还是更在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问题。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理念是，绝不允许在亚欧大陆的两侧出现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今天，美国在亚欧大陆的两侧恰恰同时面临一个大国的衰落和一个大国的崛起。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对于霸权者来说，处理一个曾经作为敌手的大国的衰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一个不均衡的国际秩序中，一个大国的衰落至少会产生三种震荡性后果：一是导致原有均势的破裂，弄不好会出现冲突和战争；二是一个大国的没落会诱发民族主义心态和其他大国的利益野心；三是这个衰落的大国如果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么它在衰弱时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可能会是它日后重新崛起时首先要加以推翻的东西。北约东扩体现了美国的霸权思维，但也是对付俄罗斯的一次冒险。它为21世纪初期的国际关系留下一个不算小的悬案，播下了不和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