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的视角 中日两国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至今恰好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时刻，回顾25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层面上取得的发展，人们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顾过去2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积累发展。1996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中日两国互相成为对方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即使在直接投资的领域内，近年来日本也开始变得十分活跃，大有后来者急赶直追之势，大企业纷纷开始实施直接投资，投资额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文化交流的领域来看，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相互翻译出版，戏剧电影不断上映，美术作品相互在对方国家展出，更加上这些领域的文化人相互访问，促进了双方在文化领域的相互了解。同时，留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一方面，大量中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学习专业课程，了解日本社会，在各个层面上与日本国民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数量众多的日本青年来到中国留学，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日本青年在中国就业，成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重要一翼。继70年代数量众多的中国青年开始学习日语以后，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出现学习中文的热潮。不少高等学校增设了中文以及以中国为内容的各种专业课程，有的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当代中国学院，选修中文课程在学生中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应该说，这些社会现象都说明，在普通国民的层次上，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正在不断深化，构成今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及其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除了源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和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努力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撑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两大人类历史使命的重要理论，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构成了中日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战后以来日本人民为了实现日本的和平发展，在国际关系的思想认识方面逐渐形成了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尤其是日本在70年代以来，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朝野各界形成了努力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共识，构成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因素。从总体来看，中日友好为大原则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构成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人们可以看到，在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候，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两国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之间健康友好的关系，从国际政治思想的视角探讨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据，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近代初期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国际政治思想的变化过程及其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希望由此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二、从自然法到进化论的嬗变 上一世纪中期，当西方列强的炮舰东进侵略亚洲各国时，日本思想界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表现为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认识嬗变为以进化论为主要依据的国际政治战略。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各界的主要思潮动向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寻求民族自立的思想武器。一部分接受欧洲文化影响的思想家接过“天赋人权”的旗帜，作为日本抗争西方列强争取民族自立的思想武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经在明治维新运动中起到“指南”作用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倡导“一人独立”和“一国独立”的天赋平等思想[①]。这一思想决定了日本当时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构成了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 出于铸造近代新型国民和改造日本社会的目的，福泽谕吉依据自然法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著名命题[②]，同时还基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思想作为武器来观察国与国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国家关系的主要依据。他不但在《西洋事情》一书中乐观地描述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不同制度和不同民族的国家，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五族兄弟”的命题[③]，同时还在《劝学篇》中在“人人平等”的延长线上明确提出“国与国之间对等”的思想原则，强调“万国一律”[④]，以为他在思想上主张争取日本民族独立的支撑点。 但是，随着日本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并初步完成了极不彻底的社会改组，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压迫日本民族并且坚持不平等条约的现实，福泽谕吉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明治八、九年期间大量阅读诸如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欧洲思想家关于文明和历史的著作，逐渐形成了他观察国际关系的新观念，依据“生存竞争”的进化理论，强调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现实[⑤]。 福泽谕吉在这一时期不再象早期那样崇尚天赋人权引出的国家对等思想，开始将其视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洞幻想。他在明治11年写下的《时事小言》中宣称：“万国交际的性质存在名实两个方面”[⑥]，首先指出“名”的方面不过只是一种标谤，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国际政治中“实”的侧面，明确地观察到与这一理想背道而驰的国际社会的残酷现实，指出“人或不知此大义，动辄起竞争之恶念，以强凌弱，以知制愚，存此大弊”，“其甚者则手持凶器杀伐同类，可谓不仁之极”[⑦]，虽然国际社会中“名义甚美”，“然离此名义，观察今日交际之实，则惊骇有余”，比较两者，“名实相反”[⑧]。作为一名现实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并不隐诲他在思想上遇到的矛盾。面对“名实”乖离的国际社会，他依据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提出：“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为正道，而人为的国权论为权道”，在当今禽兽世界，他已经“无暇顾及正论”，只能“依据权道倡导富国强兵，公开宣称他已经抛弃自然法的理想”[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