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世界各国政府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强干预社会生活的力度，由此导致国家权力无限制膨胀，国家机构日趋臃肿，社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受到窒息。80年代以来，面对国家过度干预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对倡导国家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开始思索如何限制国家权力、重新为国家作用定位等问题。与此同时，无论东方、西方，还是第三世界各国都先后开始了社会大转型，市场化和民主化重新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18世纪以后曾流行于西方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主张用市民社会制衡国家，认为市民社会有能力管理好自己内部事务而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等观点顺应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潮流而得以复兴。 一、西方民主政治的畸变、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呼唤市民社会的回归，以制约国家权力，限制国家活动范围 二战后，西方民主政治开始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一是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集中，中央政府权力日趋增强，权力分立和地方自治等传统观念受到动摇；二是在美国等国利益集团、行政部门、议会中的有关委员会结成“铁三角”关系左右着政府政策，在西、北欧诸国垄断了行业利益代表权的大型社团组织与政府共同建立起阶级合作体制，其结果是缺乏组织手段，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三是行政官僚有向专家治国、信息垄断的方向发展的趋向，普通民众知情权、参政权受到分割。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力主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有效需求来解决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这一政策。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国家经济相继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症，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一起把争取工人阶级福利改善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上台执政后，依靠国家政权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福利国家制度以高税收和高支出为后盾，到70年代末因政府背上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而难以为继。 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一些理论家开始对主张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17～18世纪出现于西方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成为这些理论家从哲学层次上批判现实社会的有力武器。近代市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而毋须国家干预其内部事务。近代市民社会理论还认为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和机构会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构成严重威胁。不同政治立场的理论家均从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猛烈抨击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他们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最大限度减少国家干预，让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些政策建议为80年代以来上台执政的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所采纳。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流派。 西方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如约翰·基恩等人既不满意于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模式（约翰·基恩统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更不满意保守党人奉行的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向穷人宣战”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超越这两种选择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恩有时又称之为民主的市民社会）具备下列特征：(1)有一个由多元化的公共领域构成的非国家领域，它包括生产单位、家庭、志愿性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它们受到法律保障并实行自治。(2)它是平等和自由的复合体。基恩主张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和自由。为此他认为公民生产的产品应按多重分配正义标准分配，即以不同方式、出于不同理由对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商品从而填平“富有”与“贫穷”阶层的鸿沟。决策权分散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内部及彼此之间的众多机构之中，机构成员可以充分参与内部决策，他认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自由。(3)国家和市民社会互相依存，互为对方民主化的条件。约翰·基恩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必须成为充分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个永久的特征”[1]。在此基础上市民社会和国家必须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化的条件。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民主化（致力于消除在家庭、性别、工作场所等方面的压迫）离不开主权的国家权力的支持。多元化、决策分散、团体自主有可能形成无政府状态，这就需要有集中的计划和协调，利益冲突也需加以调停。政治民主化（扩大议会权力，扩大地方政府和社区权力，政务公开接受监督等等）也有赖于来自市民社会的支持和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要求两个过程同时展开，即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及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造。动员公民积极参与这两个过程成为民主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约翰·基恩未加探究。 二、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日渐暴露及随后进行的改革努力，刺激一些学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 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曾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等手段严格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同时明令禁止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的存在。由于市民社会为国家所淹没，国家在人们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体制弊端日渐暴露。它使普通民众养成对国家的依赖感和懒惰思想，来自民间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受到窒息，同时各级官员中特权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南斯拉夫率先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开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6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开始进行以“市场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改革。这些改革和实验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打破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