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根译 荣颂安译） 一、中国向何处去？ 同西欧世界接触以来，对日本来说，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看不懂的国家。 明治维新以前的中国，虽然由于包括朝代更替在内的混乱，有时破例成为被侮辱的对象，但基本上作为文化发达的国家，为日本人所尊敬。在这一意义上，传统日本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一贯的。然而，西欧现代化开始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常常由于日本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里在无意识地生活于传统日本文化中的同时，希望通过自己对西欧现代文化的同化，获得新的民族认同，这正反映了当代日本人心理的不稳定性。 即自认为成功实现现代化，一味关注西欧现代化时的日本，看不起现代化步伐相对落后的中国。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是最典型的。然而战败后，当日本人埋头于自我批判的世界，或者相反正欲激起革新再生的热情时，被中国巧妙的革新所吸引。其时，埃德加·斯诺《中国的红星》中所描绘的毛泽东形象，作为光辉中国革命的象征，打动了人们的心。但是，当日本自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发展获得成功，梦想着“日本世界第一”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突飞猛进，结果“大跃进”政策失败，中国再次成了被蔑视的对象。而向世界展示了作为大跃进政策继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革命中国，作为封建社会与现代，或者说古代与现代相混杂的庞然大物，现露出可怕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被外部世界人们逐渐看成难以理解的国家了。 但是，难以被人理解的中国仍在继续发展。80年代末因国际经济的制裁而被孤立的中国，今天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着经济发展。特别是1992年，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时，人们为中国整体总生产的迅猛发展气势而目瞪口呆。而且，拥有2400万华人和200万华侨的中国，有潜在的向外膨胀的可能性，同正在认真地讨论以大陆为核心的“中华经济圈”的“自然性发展”。毋庸说，用价值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关心冷战后亚洲发展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具有正价值。但同时也感到恐怖，因为无法预测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中国巨人。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官僚主义、亲朋主义和小团体主义自我膨胀，凌驾于随产业现代化而发展的“个人意识的觉悟”。跐外，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企图独辟蹊径，也令人不可思议。正如村田雄二郎的《当代中华民族主义》一文所指出的，“总之，在冷战结构崩溃引起的世界性民族纷争的激化中，只有社会主义中国，对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似乎有着越来越强的向心力”，这似乎是一种非虚幻的真实感。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今天日本人最关心的大事之一。 二、向传统回归的问题 对日本人来说，恐惧的最大原因，在于庞大的中国在不断扩大世界影响的同时，正越来越向传统而非西欧世界回归。无论是否处于这样的国际化时代。正因为是国际化的时代而向传统的回归，不仅仅是在中国所见到的现象。冷战以后，由于西欧社会主义和普遍的意识形态的倒退，当今世界各地试图重新探讨自身价值的风潮日益高涨。S.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成了1993年世界论坛的话题。该文就跐指出：“西欧文明目前正处于鼎盛时期，恐怕其原因可能在于非西欧国家引发了一场向自身文明的回归运动。实际上，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日本内向而加强亚洲化，印度尼赫鲁的影响正在消灭继而推行印度教化等等。”向传统回归的现象并非仅仅是中国。亨廷顿将这种现象同今后国际纷争的危险性联系在一起，强调了以下不同文明的差异。 “各种各样的文明，由于历史、语言、传统以及宗教的制约，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跐外，各种文明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以及个人与集团、市民与国家、双亲与孩子、夫妇间的关系上看法不同，而对权利与义务，平等与等级制度等的重视程度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 这种差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依然存在。而文明的差异中，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别是根本的。” 勿庸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尤其是占世界总人口22%的中国，在向与各国文明不相交融的传统的回归过程中，以华人世界为中心的排他性发展，将可能成为国际性的不安定因素。钱其琛外长曾经表明：“说到底，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并非以共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而只不过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然而仅以利益为共同点，无论如何也是不稳定的。即使中国与欧美的文明和文化是异质的，但为了维护今后的国际和平，如何维持相互间的关系和影响，是必须搞清的重要基本点。 三、“全盘西化论”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非常自信，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和长期积累了自身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积累的文化价值，同最近二三百年具有“近代”意义的欧美文明是无法相比的。因跐，中国与在“和魂洋才”名义下，实际上一味追求西欧文明的日本不同，不容易看到外国文明的长处，尽管提出了与日本的“和魂洋才”提法极其相近的“中体西用”论，但却是以“西学的源流不可能超出中学”这一信念为背景的。因跐，尽管说“中体西用”，但“西学引进的步伐极其迟缓，内容也极为有限，仅仅限于技术和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大大落后于近代世界的发展水平。因而，以“中体西用”这样的理论为指导，中国不可能适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前进。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也许仅仅是一种改良或变革。而“革命”的“过激行为”瞬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掌握新权力的中国军阀企图再次恢复“中体西用”论，为促进技术与经济的现代化而掀起一场复兴儒教的精神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想更有了革新的意义。只要固执地坚持“中体西用”思想，中国的落后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