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世纪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和蒙古人惊心动魄的大西征，曾使欧亚大陆的国家关系模式呈现出准相互依存景观的话；如果说，近代社会中哥伦布、达·伽马的航海大发现、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曾将欧洲文明强行推进到全球，使世界的联系再次缜密的话；如果说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将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又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舞台上的话，那么本世纪后半叶所出现的科技革命浪潮、世界经济政治联系的全方位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使世界的相互依存进入从未有过的境界，定然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和影响。 以静态的视角去分析世界相互依存的缘由，会梳理出这样的思路： （一）文化 就像欧洲文明的确立和发展无不受到爱琴海文化的强烈影响一样，日本在建筑、书法、烹调、文字等众多方面无不强烈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而当蒙古人运用他们的马术践踏欧洲领地时，他们也在不断地求教于各种先进的异族文明。接着，在13世纪中叶，当蒙古人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于巴勒斯坦时，他们立即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使蒙古人的文化皈依伊斯兰教。在这里，文化的宽容性和相生性已体现得无以复加。由是，文化将世界联络成了统一的经纬网络。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轻易地找到依据。按照保罗·肯尼迪的说法：“欧洲很大一部分文化和科学遗产是从伊斯兰国家‘借来’的，同穆斯林社会通过几个世纪的相互贸易、征服和殖民从中国‘借来’一样”。[1]由此可见，东西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发展的缘故。 甚至即使文化间对立、排斥和冲突，亦使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在这里，也许用宗教间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说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是较为适宜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东西欧之间的联系与中世纪即已发生的十字军东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耶路撒冷所以能将中东地区的各种异族异教势力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文化的缘故。犹太人一直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为其祖先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曾在那里建造了第一座圣殿；信基督的人深信，基督耶稣就是被绞死在耶路撒冷城的十字架上；而伊斯兰教徒则当仁不让，因为他们的真主穆罕默德曾在这座城登过天，得过先知。这种势不两立的文化冲突，终于导致了各异质文化的对立，也使得各异质文明被置于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几乎可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座城市能象耶路撒冷那样，将各异质文明同时包容进去，也从未有何种文化冲突现象，能象中东地区那样，使各异质文明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与互赖状态。这终于迫使联合国做出了独自管理耶城的决定。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被文明浓缩的城市竟将世界联系得异常紧密。 意识形态的因素丝毫不比宗教对人类相互依存的影响逊色。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谈相同的价值观念、理想精神，如何使同质国家结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即使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也使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地确立和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对抗的缘故（这种对抗被美国的副国务卿艾奇逊称为“冷战”出现的基石之一），才导致了两大阵营的难以融合性和对抗性，也使两大力量体制进入了互相制约的“冷战”状态。可以说，“冷战”时代不是世界隔绝的时代，正是世界密切联系的时代，它使人类在结束战争后不得不进入如何去摆脱新的战争的境地。于是，不同的国家又重新被分化和组合，被置于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和新的世界秩序之下生存。极大的文化差异性使东西方的对抗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双方的制约关系对峙了半个世纪。而当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对抗在本世纪末消失后，世界依存关系又进入了新的时空坐标之中。 （二）地缘 恶劣的地缘条件曾作为隔绝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参数，格外被地理学家们关注。其中，亚细亚高原、撒哈拉沙漠、热带丛林地区，尤其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都是近代社会以前人类交往的天然障碍。然而，凡是地理条件上占优势的地区或战略地位极高的地区，总是令那些实力国家毫不吝惜他们的国力，并一直以占据这一地区为光荣的梦想，从而使地缘因素成为民族间、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参数。这样的“案例”我们差不多在任何一般人类历史交往中都可以看到。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曾对这种现象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他说，欧亚大陆其它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入侵纪录。中国不只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的征服者征服。然而，就波斯来说，在早期的入侵中，至少有一次对西方的文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蒙古人出现以前的三四百年，从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他们在克尔曼、在哈马丹和小亚细亚站稳脚跟，并推翻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萨拉森人统治。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基督教徒朝圣者的虐待，而由基督教世界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总称为十字军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没有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但是它们如此地搅动了欧洲和团结了欧洲，以至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起来的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实际上麦金德在描述那场东西方冲突和相互依存时，主要的一个基点是地缘的因素，即地缘因素吸引了东西方之间的大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