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影响国际政治的新因素

      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角逐为主体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伴随世纪末国际政治格局的裂变与转型，国际政治体系正处在重构与改组之中，许多冷战时处于潜伏、休眠和生成中的诸多因素以难以遏制之势跃居国际政治舞台，使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征，因而探析冷战后影响国际政治的新因素无疑是正确认识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基点所在。

      一、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前强化

      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区域集团化、经济体制市场化、经济关系政治化、经济格局多极化均标志着世界经济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伴随国际关系重心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倾斜，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前强化：

      第一，经济安全已构成当今国际关系安全内涵的重要内容。安全是指免受各种破坏性行为或异己力量威胁的状态，在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力量主要基础的农业和工业社会，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首要政策是致力于军事力量的扩大，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安全因素多元化、安全利益一体化及安全问题的非军事化使得经济因素走出国际关系的幕后，成为直接制约安全的独立力量。随着无所不在的跨国经济、技术、资金及人才的交流与融通，随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及经济生活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当今的国际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对抗和军事攻守关系，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层关系构筑而成的相互依存网络。当今的国家战略，归根到底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冷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区域集团及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几乎均以经济为中心而展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

      第二，经济手段已成为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并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冷战后，随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再度深化，东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及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以政治强制和军事高压为手段的强权政治已难能奏效，尤其是受美苏争霸导致一伤一亡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世界各国均在以经济活动作为推行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海湾战后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西方以经济援助向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日本频繁使用“日元外交”向政治大国迈进均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

      第三，经济力量的多元化是推动国际政治格局转型的主导因素。纵观以往国际格局的生成，无论是维也纳体制、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还是雅尔塔体制，均是经过剧烈的军事角逐而最终形成的，而冷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再造将最终取决于各大力量经济竞争谁主沉浮。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具有高层次性、残酷性、复杂性和难以逃避性等特点，它所导致的经济力量多元化将是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转化的深刻动力。近年来，苏联解体，美国相对衰落，德、日向政治大国迈进，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的提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影响的增强及其接踵而至的国际政治多极格局的初露端倪，更深刻地根源在于经济力量的对比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孵化将打破通过战争手段形成的传统模式，国际经济竞争将成为构筑国际政治格局的特有机制。

      第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并增强了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政治协调功能。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及区域经济的集团化是以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国际化为表征的，全球性及地区性经济组织的运营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在特定的领域内主权国家必须服从于国际机构的领导，它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挑战，与之伴生的则是国际组织政治协调能力的强化。冷战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国际组织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均是有力的佐证。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趋势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加深。冷战结束后，体制改革与转轨之风盛行，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性追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竞争、平等交易、自愿互惠、市场准入等原则的奉行必将带来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透明性，进而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

      二、科技因素的政治功能显著加深

      历次重大的科技变革均以国际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相伴随。进入90年代以来，科技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信息时代的来临已改变了传统社会科技通过影响军事而影响国际政治的固有模式，高科技因素通过其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在国际政治的改组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技因素对国际政治的整化与规约已是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支撑条件。

      第一，新科技革命是导致两极格局瓦解的深层原因。战后美苏关系构成了两极格局的基础，而两极格局的核心是美苏的军事对抗与角逐，而军事竞争的基础又是科技，因而冷战时期美苏科技的发展完全听命于军事的需要，美苏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美苏综合国力的严重削弱，而欧日却以非军事化的科技战略实现了经济振兴，并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变更。此外，苏联、东欧受冷战影响形成了长期对外封闭的科技体制，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阻碍了它们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加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而最终为新科技革命所淘汰，并导致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

      第二，高科技因素以全新的手段与方式推动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与改组。本世纪70年代以前，科技是以其对军事力量的强化作用于国际政治的，科技进步的动力在于军事技术领域的攻关与突破。而7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却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涉及领域与经济密切相关，高科技产业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心枢纽，高科技的强大变革能力使军事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功能与效用弱化。在此前提下，高科技对于增强一国的综合国力起着重要的战略导向作用。冷战后持续进行的新技术革命超越了科技与经济、政治联系的间接性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深刻的作用，现今的大国之争将集中表现于对高科技的争夺，多极政治力量、多极经济集团将与多极科技实体相对应，高科技因素将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再生共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