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罗毕专电 非洲，这个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不到1/3世纪的古老大陆，曾几何时，又从冷战角斗场变为西方的政治实验场。 进入90年代，冷战的尘埃尚未落定，西方就向非洲发起了“民主”攻势。它们组织了一个什么“非洲全球联盟”，关心起非洲的“自由和民主”来。1995年，这个“联盟”苦心孤诣地为非洲绘制“发展蓝图”。奇怪的是，这些设计大师们对非洲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贫困和饥饿、战乱和难民问题等等毫无兴趣，而是一味指示非洲如何跟上“全球自由化和民主演变的步伐”，核心是推行“多党民主制”。 为了强行推行他们设计的政治模式，他们不择手段，到处煽风点火，摇旗呐喊，几年工夫把个本来就不平静的非洲大陆搅得沸沸扬扬。在他们的策动下，十数人、数十人的小党似雨后蘑菇般地冒出地面。为了“多党”，大党化小党，小党化“战斗队”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结党。一个千把百万人口的国家几乎一夜间就能生出几百个、几千个“政党”来，仿佛多党就是民主，党越多，民主就越多。 一味“多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它导致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国家管理水平迅速下降；党派纷争，社会混乱，政局动荡；国计民生无暇顾及甚或无人问津，经济衰败；由于党派量多而质低，只重短期行为，致使贪污腐败日盛；非洲国家大多以部族为社会基础，党派斗争必然引发部族斗争，进而导致战乱和生灵涂炭。正如《肯尼亚时报》所说：一场由西方掀起的席卷非洲大陆的“民主变革”终于导致大湖地区的巨大灾难。 几年的折腾，多党制倒是成了政治时装，而“民主”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连西方也有人承认：看来在非洲实行“多党民主制”的时机尚未成熟。肯尼亚报纸愤怒地说：“非洲今天因进口经济政治模式失败所遭受的损害远比当地领导所造成的损害大得多”，“肯尼亚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是强迫变革的牺牲品”。 然而，西方“民主”卫士们并不想就此罢手，又一次看中了大选之年的肯尼亚。驻内罗毕的西方使节仿佛熬过了多年寂寞，终于盼到一显身手的机会，四处活动，八方奔走，极尽“影响”之能事，支持反对派，刁难执政党，唯恐天下不乱。4月17日，美欧诸国驻肯尼亚大使联合发表紧急声明，对肯尼亚能否举行自由公正的大选“表示关注”。他们以警方干预反对党组织非法集会为借口，对政府大兴问罪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做出“解释”。对此，肯尼亚政府断然拒绝。外交部长穆斯约卡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这些使节在公开指责肯尼亚政府的同时，无视东道国宪法和规范外交官行为的国际准则”。他质问英国外交官：在英国是否不经当局允许就可随便举行集会游行？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做的事，为什么要求肯尼亚例外？ 5月，正当反对党加紧向政府施加压力之际，西方使节又派代表会见莫伊总统和内阁成员，要求政府对选民资格、政党登记、集会制度、广播电视报道安排等一一“澄清”。他们在提出“建议”同时，还以赞助公民教育和民主为名，用金钱扶植大批可疑的非政府组织。据肯尼亚报刊揭露，前美国大使史密斯·赫普斯通为每一个走进他办公室的人提供经济担保，只要他或她说正在组建一个旨在把莫伊总统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赶下台的非政府组织。现任美国大使布鲁登丝·布什奈尔女士说得比较含蓄：“我不仅同当局进行私下讨论，还同反对党领导人和社团成员进行私下讨论。”讨论什么？不言自明。 此间报纸指出：这些西方赞助者正在以“人权”和“民主”名义把肯尼亚推向动乱，如同在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卢旺达等国发生的那样。 无独有偶，5月底，正当反对党在内罗毕市中心公园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并引发暴力冲突前夕，名声不佳的“大赦国际”代表团跑到肯尼亚来，要对它的人权状况进行为期两周的“事实调查”。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调查”尚未开始，“大赦国际”的秘书长萨尼就在内罗毕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关于肯人权状况报告，对它的宪法改革、司法改革乃至刑法和行政制度提出全面“建议”。肯尼亚副总统赛托蒂斩钉截铁地说，肯尼亚政府决不接受损害其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建议和批评”，更不用说“通常只适用于主仆关系的那种蛮横与教训的口气”。 “调查”的结果又如何？调查团说，他们调查了“有代表性的阶层”后发现“他们对肯尼亚人权状况的忧虑恰好是绝大多数肯尼亚人的忧虑。”“这是地道的谎言，”——肯尼亚政府在6月11日的声明中说，如果他们真的向大多数肯尼亚人作调查的话，他们会立即发现，肯尼亚人最迫切的忧虑根本不是什么“大赦国际”所谓的“人权状况”，而是“贫病交加、缺乏住房、儿童教育、医疗服务和自身安全”。 “肯尼亚不是政治实验场”——这是肯尼亚《星期日时报》6月22日专栏评论的标题，也是黑非洲的愤怒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