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5月举行的伊朗第七届总统选举中，当选总统的温和开明派候选人穆罕默德·哈塔米受到了以现总统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以及妇女、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得到了占伊朗人口一半的年轻人的支持。那么，哈塔米的当选说明了伊朗社会的什么要求呢？ 主张政治多元化 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从一个侧面说明伊朗民众要求变革社会的心愿。哈塔米的竞选纲领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哈塔米首先要求在伊斯兰原则范围内，政治上实现多元化。按照温和派的解释，政治多元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允许建立政党。伊朗目前只有政治派别，不存在政党。哈塔米的经济纲领，与现总统拉夫桑贾尼自1989年以来坚持的经济改革宗旨如出一辙，即实行私有化，吸引外资，最终建立如伊朗宪法所要求的“国有制、合作体制以及私有制”三位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哈塔米的社会改革色彩更为鲜明。他主张社会和文化开放，允许信仰多元化，反对“文化和思想压制”，要求言论自由。这与现今伊斯兰教法严格控制的伊朗现实大相径庭。正是这种要求变革的内涵，顺应了伊朗多数选民的心愿，成为哈塔米获胜的法宝。 淡化伊斯兰革命价值 哈塔米主张社会变革的实质，就是淡化伊斯兰革命价值，以务实、灵活、积极、具有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国内外事物。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18年的历史来看，变革思想孕育于两伊战争期间，而肇始于1989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之后。伊朗建国后的第一个10年（1979年～1989年），是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手无寸铁的群众推翻伊朗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巴列维王朝，进而建立了由教法学家统治的伊斯兰共和国。同巴列维王朝相比，它以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取代了世俗政府，以伊斯兰“共和制”取代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除此之外，伊朗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行伊斯兰化。譬如，对经济实行伊斯兰改造，以无息银行法规取代有息银行制，实行宗教捐赠与赈济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求社会公正，同时逐步将大、中、小型企业收归国有以巩固政治和经济独立。在社会文化方面，则严格实施伊斯兰原则，禁止一切宗教法规允许之外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外交上则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以及“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激进原则为宗旨。但是，在这“光荣与梦想”的年代，伊朗人民也在经受两伊战争造成的经济凋蔽与困顿的煎熬，以及精神生活匮乏的折磨。只不过这一切在宗教和革命激情的掩饰下，没有过早地表现出来。而一俟革命风云、战争硝烟尘埃落地，不满与苦痛便滋生蔓延开来。霍梅尼去世以及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即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前任的改革与失误 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的8年（1989年～1997年），是伊朗顺应民心进行改革与调整的8年，但失误与不足也相伴而生，民众对此既认可又无奈。拉夫桑贾尼进行改革与调整的主要领域，集中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当然，前提条件是：通过对伊朗宪法的微调，加强了总统权力。总统不仅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而且兼负总理职责，成为行政首脑。拉夫桑贾尼率先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其主要措施是：推行私有化，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通过引进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改变国家单一石油经济体制等。外交上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因素为最高原则，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使外交政策为经济建设服务。由此，伊朗同西方、尤其是欧盟的关系得到一定改善，欧盟成为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伊朗与邻国的敌对关系也有所松动。伊朗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的务实关系发展得最为迅速。总之，伊朗的国际孤立局面逐步得到改变，并且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氛围。但是改革与调整并非一帆风顺，第一，这些改革一般在坚持伊斯兰革命总原则下执行，改革后的经济原则和外交方针与传统的原则与方针并行，有时在经济或外交领域造成混乱，朝令夕改现象屡见不鲜。譬如，在是否取消价格补贴、是否取消处死拉什迪的宗教命令上，屡有反复，对国内经济生活以及外交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二，拉夫桑贾尼虽然在经济、外交领域打破了传统坚冰，但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也对保守派做出了较大让步，导致伊斯兰教法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仍较为严格。拉夫桑贾尼曾两次在人事调整问题上对保守派让步。一是1992年，伊斯兰指导部部长穆罕默德·哈塔米因遭受保守派攻击实行文化“宽松”政策而被迫辞职。二是1994年，拉夫桑贾尼的弟弟、伊朗广播电视负责人穆罕默德·哈希米也因同类理由而被解职。伊朗的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上一直处于保守派的高压控制之下。比如，安装卫星接收天线、收看西方文化节目一再遭禁，百姓的精神生活受到抑制。再者，经过8年改革，伊朗的经济活力有所提高，封闭局面也被打破，但经济危机常常不期而至。尤其是1993年，在世界油价狂泻影响下，伊朗石油收入锐减，通胀奇高，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伊朗不得不一度恢复战时经济状态，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历史的必然 对于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及其政策，伊朗多数民众既支持又不甚满意。改革符合百姓的眼前及长远利益，但经济改革的艰难与困顿，又使百姓的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对外开放后，伊朗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影响，务实派对此无甚作为，保守派却趁机加强了控制。拉夫桑贾尼初次（1989年）当选总统时，得票率为94%以上；1993年连任总统时，得票率下降，但仍达63%。正如当时分析家所言，这种情况说明，伊朗百姓虽对现实生活不满，但仍寄希望于拉夫桑贾尼的务实政策。那么，到今年总统选举时，百姓对于在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领域比拉夫桑贾尼更为果敢的哈塔米，便钟爱有加。他们所希望的是，继任者秉承拉夫桑贾尼的务实政策，并且由经济外交领域向社会生活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