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90年代以来一些美国等西方学者关于国际组织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评介。其中包括研究国际组织的方法、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组织。文章既肯定了美国等西方学者近年来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也提出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国际组织的几种方法 联合国组织著名的政治学荣誉教授、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沃尔纳·菲尔德(Werner J.Feld)和新奥尔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乔丹(Robert S.Jordan)以及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昂·赫威茨(Leon Hurwitz)在三人合著的《国际组织：一种比较方法》中，阐述了研究国际组织的几种不同方法。他们指出：“一般说来，正如研究国际关系一样，多种研究方法也在研究国际组织的学术领域中被采用。”[1] 第一种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尤其重要，因为“未来的无法预言的历史，和过去的不可消灭的历史一样，是政治制度形成中的一种因素。”如果一个人比较熟悉过去，那么他就能够较好地理解现代世界，更清楚地察觉和估价未来的趋向。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法律的方法。它由分析国际上政府组织之间的合法规则及条约组成，由分析官僚政治和这些国际组织的其他机构具有的能力组成。这不仅包括国际舞台而且包括与之相对应的各个成员国。 第三种研究方法是结构／功能的方法，对由特殊的政府组织创立的机构和制度进行结构——功能性分析。从广义上来说，功能指“必须做什么”，而结构则是如何去做。结构／功能的分析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方法，即关于在国际政治较大的来龙去脉中，制度性的官僚政治如何运转以及建立政府组织的国家的愿望能够实现到何种程度。 第四种研究方法是决策分析的方法。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组织作出决定的地点，其二（经常被认为是核心）是调查决策者的动机、态度和行为。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对政府活动的动机及官僚主义和政治进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位教授强调指出：“历史的、法律的、结构／功能的和决策分析方法都被认为是适当的。然而，这些方法更多地集中在相关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决策情况上，而不是集中在决策者关于特殊决定的特异特征上。”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者、北极研究所迪基中心和国际环境治理研究所主任奥兰·扬（Oran R.Young)，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国际组织的两种研究方法：体系和社会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美国新现实主义者聚焦于国际体系，强调作为社会推动力的物质条件的角色，它决定构成这种体系的实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英国传统主义者与数量增长的一批新制度主义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社会，强调国际制度的角色是国际水平上集体成果的决定因素。体系分析与社会分析两种分析模式截然不同，然而基本是互补的。”[2] 一个体系是一套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物质实体，它按照有规律和可预测的方式组成。国际体系是一种以领土为基础、按照政治目的组成的实体集合。它们在追求自身的幸福（为了分析的目的通常把其定义为民族利益）中，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国际关系中的体系分析，不仅寻求解释和预测各国命运，而且从整体上勾画体系的动力，用诸如“稳定”这样的术语表达出来。 相形之下，一个社会，是一个以社会上的人们来定义的群体，在此群体中，得到承认的规则（和在此规则内发展的实践）决定成员的资格，并且支配属于这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任何特定的社会不仅按照其与众不同的成员来辨认，而且按照一种与其他社会不同的独特的组成管理规则的结合方式来辨认。 体系分析和国际社会分析在估价国际组织的角色中，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国际组织起源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国际体系通常被看作是由一套以领土为基础的物质实体组成。国际社会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国家社会，其中只有适合于这种国家地位需要的实体能够作为其成员。然而，基于这一共同的出发点，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第一，它们对社会驱动力的判断各异。用体系术语思考的人们，强调物质条件的角色为世界事务中集体成果的决定因素。与此相反，使用国际社会术语的人，则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国际水平上集体成果的社会制度的角色上。第二，体系和制度之间的区别建立在认识论的考虑基础上。体系分析植根于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国际社会的研究反映了一种较高程度的认识论的多元主义。第三，两种推理方式在论述国际组织方面有明显分歧。体系分析者倾向于把国际组织当作实体，这种实体反映出贯穿体系的权力结构，并且当其实现统治者或一小部分强大行为者的愿望时，它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国际组织被限制为相对有限的推动角色。国际社会的分析者不仅把国际组织视为制度性的活动场所，而且把它当作在制度建设和管理的进程中自身权利日益增长的扮演者。与强调物质条件为主要社会驱动力的体系分析相比，国际社会分析确实表明了国际组织值得重视的更为扩大的角色作用。 二、政府组织面临挑战 菲尔德教授认为，冷战之后两极向多极社会转变的巨大变化影响到政府组织及其职能的发挥，同时也为政府组织(IGO[,s])的活动性与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条件，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联合国及其他政府组织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们能否与这一环境相适应，完成其主要的历史使命，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取决于它们的领导水平。也许对所有的政府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保持其发挥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