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二个千年期即将来临之际，国际政治也跨入了一个阶段性交替时期，国际体系中各种力量正酝酿和进行着新的分化和组合。西方国家一边庆幸冷战体制结束带来了一个稳定和平的时期，一边面对新兴力量的崛起和挑战而惴惴不安。研究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因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一 本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问题，其中最具影响的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和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领导长周期论”。[1]这些理论的提出是与当时美国下降的国际地位和领导作用分不开的。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由于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军事上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政治上受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和孤立，石油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使美国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解体。美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为学者们提供了反思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契机，并由此展开了对国际政治进程规律性的大讨论。 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探讨的是霸权国家兴衰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在他看来，霸权国家的此兴彼伏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内容，全球战争是霸权建立所依赖的手段，国际政治是体系变革的决定因素。新的世界霸权的产生带来了一段稳定和平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霸权国家的实力必然下降，霸权地位受到动摇，国际体系重新回到无序的初发状态中，直到大规模战争带来新的霸权产生。这里，吉尔平没有列出霸权周期的具体时间表，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国际政治体系中曾有两个霸权国家，一个是英国(1815—1873)，另一个是美国(1945—1967)。[2]在国际政治体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霸权也很难建立起来。 莫德尔斯基的“领导长周期论”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也突出强调了国际冲突与领导国家出现和兴起之间的关系。莫德尔斯基认为，战争既是世界霸权兴衰不断循环所依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这种周期性转变的结果。他按照大国间力量的强弱，尤其是一国的海军力量是否大于其他大国的海军力量的总和来确定霸权国家，并据此把50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世纪性周期（1495—2030年），第个周期又分为(1)世界国家、(2)非正统性、(3)非集中性和(4)全球战争四个阶段。在每一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霸权国家，它们依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在(1)和(3)两个阶段中，由于国际体系比较稳定，国际政治中的冲突较少，而在(2)和(4)阶段中，因新的挑战因素不断涌现，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加剧，大国冲突更多和更强，最终发生全球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世界国家的产生和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根据莫德尔斯基的划分标准和其列出的时间表可以推断，目前的国际政治体系正处于第五个周期中的第三个阶段，即非集中性阶段，照该理论推算，到下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世界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 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两人的霸权周期理论有着许多共同点：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国际政治周期性演变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由此而处于稳定时期。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领导者的地位相对下降，在某一周期结束时，这些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叫阵越来越强，双方争夺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国际政治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局面，在经过长期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进程完成一次大的循环。 第二，低强度冲突和高强度冲突交替发生。这种现象与国际体系的有序或混乱以及霸权国家或挑战国家是否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当新的霸权国家即将出现之时，国际冲突的强度就相应增加，大国战争或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霸权国家巩固其霸主地位之后，挑战国家还没有出现，国际体系相对稳定，国际冲突较少，强度较低。 第三，世界经济对国际政治进程周期性规律的影响是有限的。世界经济的膨胀与停滞仅仅是霸权国家兴衰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世界经济的某种规律性与国际政治的霸权周期性有相对应之处，国际政治可能受到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但国际政治进程并不决定于经济，国际政治仍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3] 二 每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大国意愿，就必须适应各种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制定出符合国情、世情的长远战略来，尤其是在世纪性周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对于一个新兴的、具有改变国际政治体系能力的国家来说，如何形成正确的外交思想和哲学以及制定适合的对外战略就尤为重要。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国际体系的变化过程以及当前的国际政治的现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问题在于，500年来的国际政治是否完全受制于霸权与挑战、稳定与冲突循环变化的固定不变的规律呢？这种规律本身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国际政治进程中是否存在其它因素在发挥作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世界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言，我们只有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大国战争也许是核战争的爆发，等待人类的毁灭。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它需要人们对它重新认识并进行补充和修正。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同样如此。一方面，霸权的世纪性轮回悄悄地对国际政治进程发挥着作用，国际体系不断经历着混乱与稳定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规律内部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莫德尔斯基等人的霸权周期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引申出，无论国际体系如何变化，国际社会如何发展，每个国家都难以摆脱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轮番上台表演、有序与无序交替变化的规律的束缚。500年来的“挑战者”之所以统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霸权国家的“合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霸权，[4]仍可归因于这一规律的作用。他们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漠视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运用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时候，首先要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而不是停滞和静止的眼光看待这一规律，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才能从本质上抓住当前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