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属于左翼政治力量的英国工党在经历了18年的在野生涯后，终于在今年5月1日的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重新执掌了英国的政权，它的年仅44岁的领袖托尼·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成了英国18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相。有人预言， 布莱尔当上首相后，将使英国发生像1945年或1979年后那样的变化。布莱尔是怎样领导工党重新崛起的呢？工党将怎样领导英国步入下个世纪呢？ 选民青睐于“新工党”和它的领袖 这次大选，工党虽然得益于两党制在选民中产生的心理作用，因为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8年，实在是让人们感到太厌倦了；工党同其劲敌——保守党相比，确实表现得更好一些。 工党能有这样好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党的领袖托尼·布莱尔。自1994年任工党领袖后，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口号下，对工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方位的改革。1995年4月， 他实现了对具有象征意义的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的修改。这个制定于1918年的、声明以实现公有制为奋斗目标的条款几十年来一直作为工党左派制定“左”的政策的理论依据，几任党的领袖都想修改它，都因党内左派的抵制而未能成功。党章的修改为工党制定更加灵活的社会经济政策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改变了工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形象。布莱尔还极力拉大工党与工会的距离，向企业界靠近、声称工党也是企业主的党，不再是工会党和劳动者的党。在组织上，他大力吸纳个人党员，使工党的党员队伍从25万猛增到40万，而这些新党员很多都是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观念的青年人。布莱尔的这些改革，使工党面貌大为改观，为工党在大选中增分不少，许多选民，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把布莱尔看成是“改革的化身”。 相比之下，保守党则表现得差一些。政府内丑闻不断，党内派别斗争严重，领袖缺乏权威。这些降低了它在选民中的威信，抵消了经济形势较好给它带来的优势。就政党领袖个人来讲，梅杰也远不及布莱尔有魅力，在电视辩论中，根本不是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布莱尔的对手。在大选中，许多选民支持工党，是看中了它的领袖。选民们认为，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布莱尔看上去“年轻、友善和有现代感”。有的报纸评论道：“英国渴望坚强的精神领袖。梅杰不是这样的人”，而布莱尔则是“新世纪的领袖”。 “布莱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 布莱尔任领袖3年来，改变了工党，使之受到选民的青睐。 与其前任们相比，布莱尔对工党的改造，最突出地表现在纲领政策上。在修改党章后，他利用各种机会表达他和“新工党”的政策主张和经济思想。 在经济目标方面，布莱尔主张建设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在这一经济体内，市场的进取精神和竞争的严酷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创造国家所需的财富，并为一切人提供工作和致富的机会。在布莱尔的努力下，工党第一次在党纲里对市场、私有制持肯定态度。 在所有制问题上，布莱尔认为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平等目的的一个手段。除非工党放弃国有化的主张，否则选民们是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的。放弃国有化目标，减少国家干预是布莱尔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工党在经济政策上最大的变化。布莱尔提出了一种“参与制社会”，或曰“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用以取代国有制和保守党所推行的私有制。他认为，中间力量和中左力量，应集中精力去创造一种“参与制经济”，这种经济要求吸收每一个人参与决策，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参与市场经济框架的经济活动，而不是让少数几个特权人物或者占居民总数30—50%的富人主宰一切。 在市场问题上，布莱尔改变了过去认为市场是低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在道德上是恶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本身是中立的，它是特定商品分配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存在着垄断以及需要提供公共商品的地方，对市场的放任是危险的。所以，布莱尔认为他的观点不同于把市场看作是恶的传统观点，也不同于保守党把市场看作是善的新右派观点，而是认为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公平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它是不公平的、非有效的。因此，需要对它进行监控和规范。布莱尔认为，左、右翼在市场问题上的分歧不是相信不相信市场，而是在于怎样利用市场。右翼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态度，左翼则致力于增加对工业和教育的投资，赋予工业增长的活力以应付日益变化的市场。 布莱尔曾说过，“我从政的目的是与非正义和贫穷作斗争，而不是财富”。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新工党的具体经济政策就是冷静探索和全面实施高工资、高技术、高投资与高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社会向人员、智力和基础设施投资，个人和家庭才能得到发展。公、私营部门的相互依赖比它们之间的界限更为重要，要提倡公、私营部门共同为基础设施投资。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想方设法刺激小企业的发展，要鼓励金融部门与工业部门建立长期的关系。 在社会和福利问题上，布莱尔认为，经济效益应与社会道德同步发展，英国需要一套有效惩治犯罪的司法体制，但最有力的手段还是设法杜绝犯罪的根源。他的“严厉打击犯罪，减少犯罪根源”的呼声引起了国民的共鸣。布莱尔主张改革福利制度，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他主张实行多层次的社会福利制度，充分发挥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