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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其在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咨询和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际潮流。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知和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国家安全委员会分为协调型、咨询型与决策型三种类型，形成自上而下由领导层、管理层、操作层组成的金字塔结构，一般通过会议的形式开展工作。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明确机构的职能定位，界定机构的业务范畴，确立机构的法律地位，制定机构的运作程序。
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主要受到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国家最高领导人认知和国家政治环境变化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可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产生概括为安全形势推动型、个人认知推动型、政治环境推动型三种主要模式。当然，一些国家之所以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安全形势推动型 安全形势推动型是指为应对各种需要进行跨地区、跨部门协调的繁杂的国家安全事务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各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最主要的模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快速进行，各国的国家安全既涉及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又涉及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还涉及能源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太空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新的安全范畴。而且，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之间不断耦合和共振，容易产生全局性、系统性和复合性的影响，需要统一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策，实现强有力的跨部门协作。 与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不相适应的是，长期以来，很多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分散在外交、国防、情报、军队等职能部门中，“碎片化”的体制难以形成合力。有些安全问题已超过军事力量承担的范围，过去主要由传统力量承担解决安全问题；有些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明确相应的应对机构。这些地区性不突出或没有一个部门能在处理上起主导作用的“交叉问题”，要求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超越部门利益的跨部门综合协调机构，使之成为相关机构和部门之间的“黏合剂”，加强国家安全战略或政策的整体性和计划性，减少科层制下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现象。 应对不断变化、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提高国家安全综合应对能力，是大多数国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初衷和主要目的。1947年美国设立世界上首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是“使各部门、各机构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3]。2007年，英国发生伦敦汽车炸弹袭击和格拉斯哥机场袭击事件。为更好地应对潜在威胁，布朗宣布将设立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在当年成立“内阁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和发展委员会”，2010年5月正式成立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就提出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范本，建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加强首相的一元化领导，使得首相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决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但由于在野党普遍反对，未获国会通过。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再次提出相关法案。2013年11月7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了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5] (二)个人认知推动型 个人认知推动型是指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了统筹国家安全事务、加强个人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决策权而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大部分国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果，通常都是大大加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权力。例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前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总统会议(1990年12月改为苏联安全会议)。1990年3月当选前苏联总统后，为把决策权抽离苏共而完全置于自己的行政架构下，以更好地巩固总统权力，戈尔巴乔夫成立了总统会议。[6]
